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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对毛泽东的景仰 我毕生一以贯之

我们这一代人在建国后的成长和经历,都离不开毛泽东,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始终怀着一种特殊的景仰之情。

  目前我们在全党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我们党长期行之有效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我们有过去的历史经验,就是凡是我们坚持三大作风的时候,我们的党就兴旺发达,离开三大作风来说兴旺发达,就寻不到根,找不到源。

  要改变作风,首先要改变学风。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学风上,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两点,一点是要研究现状,也就是研究国际国内的现状。其次是研究历史,要研究自己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现状是由历史发展和演化而来的。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夜,1949年的三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他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到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现在离开那时有六十多年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的国民经济总量跃居为世界第二,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当然,还有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需要我们继续努力。要研究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就必须理解它历史演化的途径,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那就离不开建国以来这六十多年的历史发展,无论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我们都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条件下,探索自己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既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那就难免经历各种曲折和失误的地方。邓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那就难免有踏空和呛二口水的时候。即使是工作上的失误,只要能一分为二地正确地总结它的历史教训,它也是我们党的一笔重要财富。什么失误,总还是既有失,又有得。这是辩证法的二个方面,不能搞形而上学地绝对化地看待历史。

  前三十年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封锁、霸权主义不断挑衅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建国初,我们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在那时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也只能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后来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的群众运动,无非是试图跳出苏联计划经济的框架。这次运动遇到了困难,也犯了不少错误,但也应该看到那个时期也有所得,不能说都是一片黑,为了克服困难,我们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际上还是不能完全摆脱计划经济大的框架,每年都要在中央召开计划工作会议,安排次年的计划。

  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的不同,那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个转轨也有一个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笔记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保留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因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产品还只能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不能对农民采取剥夺的方式,他不同意陈伯达要取消商品的观念。只要承认商品生产、交换和价值法则,那么必然承认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亦还是有一个摇摆的过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也就是不断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的过程。这些年我们国民经济GDP指数那么多年二位数的增长,当然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趋向,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我们也应懂得这是靠利益驱动人们的积极性,也就是亚当·斯密强调的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亚当·斯密的另一条理论,是当每个人在盘算着自己利益的时候,他受着一隻看不见的手去指导,不知不觉地促进社会的利益,那隻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的供求规律。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刺激着个人的贪欲,贪婪会使经济人丧失理性,而且这个贪欲是一个无底洞,它不是我们现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所能满足的。

  荀子便说过,“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不能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对个人来讲,私欲的追求不能不有所约束。关于欲望的问题,《孟子·尽心下》云:“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望太盛的,很难保全自己,寡欲的人反而能保全自己。故古人用礼仪来约束它。在市场交易中,那也要有市场交易的法则来约束它。孟子在《公孙丑下》也有一段话,分析市场交易的行为,其云:“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市场本来是有无之间交易,官吏只是维护交易的秩序。然而商人有垄断市场贸易的利益,于是开始向商人征税,有与无之间交易是平等的,垄断市场的交易便是不等价交换了。有了垄断利润,政府才征税。可见市场经济古已有之。近现代西方的市场交易要讲契约,订立契约要求信用,对企业来讲,它追求的不仅是利润,它还有其应负的社会责任。所以对利益驱动产生的积极性,我们也应有所分析,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既要看到它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不是绝对的。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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