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瀚：在民国当个县长有多难？

　　这么多的活要干，这么多的领导要伺候，那到底给县长多少人来做这些事呢？可以说少的可怜。在二三十年代，一个县政府少仅10余人，多亦不过20-30人，而省政府公务员人数，少则四五百，多则逾千。县公务员人数只相当于省公务员人数的百分之二三。以湖北、四川两省为例。1945年，四川省各县政府职员平均为66人，而省政府职员多达5536人；1946年，湖北省各县政府职员平均为65人，而省政府职员多达5035人。这么少的人，做这么多的事情，除了对各方面都敷衍塞责，几乎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河南省第三专区第二任督察专员王泽民1935年向省政府报告称：“各县县长每向泽民报告称曰，‘一县政府之大，庶政之繁，表册之多，仅设录事八名，焉能誊写应付愉如？纵夜以继日，欲不积压亦不可得。’”不仅人员少，权力方面“省对于县的拘束也太大”，仍据王泽民的报告：“地方一切庶政，均奉上级政府颁布条例，事无论大小，均有想想周密之规定，下级政府无周旋之余地，否则稍越范围，只有遭驳斥而已，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与因事制宜，均谈不到”。情况如此，无怪乎有一位县长感慨说：“县长其人者，上面期之若圣人，驱之若牛马，防之若盗贼之人也”。

　　而这些名目繁多的职责任何方面出了问题，县长都会受到上级的问责。民国期间对县长的惩戒之多奖励之少，也是罕见的。以河南为例，1931年到1935年河南省县长所受惩罚总计750次，而所受奖励仅仅116次，惩罚的次数大约是奖励次数的6.5倍。1934年，河南省政府考察28位县长，被评为合格的仅有6位，甚至连“境内电线被窃”等事都要给县长以惩戒。县长难为，可见一斑。

　　最重要的，必须当好军队的“军需兼副官”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在军阀混战时期或者战争年代，要相当好县长，筹钱募兵的工作一定得做的漂亮，要不然轻则丢官罢职，重则可能性命不保。比如甘肃高台县县长因为给青海马步芳集团筹款不利，就受到了军队的软禁，有次他出门送客，“走到城门口，却被守卫挡了驾。据说他们是奉上峰的命令，目前军款急如星火，不要放县长出门，因为前任县长是为了款子太急借机会跑到省里去了，县长无法，只好折回县政府”。再如1933年4月，甘肃合水县裴县长因难以应对驻军38军催逼钱粮，偷偷离境，不知去向，但驻军仍不罢休，直到该县会计主任黄调元被逼服鸦片自杀。抗战爆发后，征粮征兵更是成为县长的“必修课”，用当时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要钱要粮”、“要人要命”。从战时及战后县长受奖和受惩的原因来看，征粮征兵占到了80%以上。因此县长要做稳，伺候好军队的功夫少不了。

　　面对军队的威逼，一些县长为了自保，不得不想出各种奇妙的招数，比如1947年在河西临泽县任县长的袁第锐先生，他在赴任前特意致信马步芳送他一张照片，因为他深知河西是马家天下，征粮征兵派款都由马家军主持，他要马的照片，就是为了将其挂在办公室，让来县府催粮催款的驻军认为自己与马关系非同一般，以有所震慑。

　　即便是去职走人，也不会让县长好过

　　既然县长如此难做，那就解职走人吧。可即便想走人，仅仅交接一项就不会让县长好过。

　　承包体制让县长不堪去职后的交接之苦

　　民国时期县长实行的是“承包体制”，即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从科长、秘书到收发、差役全套班底随他同来同去，新县长上任连总理遗像和党国旗都要自备带去，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这样一来，县长更替交接一次，全县田赋、积谷、城墙、衙署、文庙、公产等，均须清查一次。而全部盘查全县积谷往往就需要几个月，更别提其他事项了。因此，繁琐的移交手续一般需要数月甚至几年时间，这期间所需各项费用要由县长个人承担。上文已经提到，民国时期县长更换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办移交就成了县长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甚至远远超出县长所能承受的范围。比如江西有一位县长在职不满两年，计其所得薪金不过4000元，而办移交的费用即高达2000元。

　　仅为去职时能顺利办完交接，县长也不得不贪污腐败

　　这样高的交接费用，如果奉公守法的话，当县长就肯定会成为赔本买卖。事实上，根本不会有县长傻到真正自己掏腰包来做这些事情，即便是为了筹集去职时的移交费用，县长在任期间也难以避免贪污腐败。诚如刘道本所言：“再廉洁的人员，他也得用不正常的方法去准备一笔移交费，这里面如果要研究贪污的问题，恐怕全国的官吏，最少百分之九十是犯法的，苦难的是地方人民”。

　　因为县长存在贪腐行为，离任时交代不清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成为当时官场的通病。比如在四川，1935-1941年间移交不清的县长计达403人之多，每年平均有57人。在广东，1925-1936年间移交不清的县长共有548人，每年平均有49人，占到了去职县长人数的80%以上。这些移交不清的情况很容易激发民愤，引起官民对立，比如庄浪县长方清昶在位期间侵吞公款，卸任时无法交清账目，民情激愤。无奈之下，方清昶密令科长马其良先行逃跑，企图“嫁祸”给马，但马行至半途，被绅民追回。“方清昶始知诡计难逞，遂自行潜逃，惟以运途乖舛，被驻军阻回，自此以后，方县长日坐针毡，益行恐慌。又于某夜越城逃走，已行至距城二十余里之烽白梁，仍被绅民挡回。”如此种种，自然大大损害政府威信。

　　参考资料：王奇生《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擅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张燕燕《民国时期河南省县长群体研究（1927年~1937年）》；张华军《民国时期河南县政研究》；尚季芳《县长难为：民国时期县级官员的艰难处境——以甘肃省为例》，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县长选拔与任用制度研究》；杨谷《1929年江苏省国民党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江苏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9辑；马廷秀《百年闻见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等。

　　结语：民国时期曾任酒泉县县长的魏允之自称“全副精力，须以百分之三十应付土劣；百分之三十周旋驻军各军官；百分之二十办理等因奉此；其余百分之二十姑得努力地方政治。”即便如此，其施政仍旧多方受阻寸步难行，可见在民国当个县长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