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教育改革方面，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注：WolgangFranke，TheReformandAbolitionoftheTraditionalChineseExaminationSyste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3).）一书对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来历代著名文入学士对科举制的批评，以及进入近代以后清政府改革科举制度的努力和1905年最后宣布废除科举制的历程做了系统扼要的叙述。作者认为，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与《辛丑条约》规定暂停某些省份的科举考试并无直接关系，主要是因为那种奖励科举出身的做法已不能适应新的教育，新教育的发展最终不但要求冲破传统的科举出身，而且要求打破整个的科举制度。作者所做的这一研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科举制度最后被废除是科举制存在的固有缺陷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研究晚清教育改革的另一本更有影响的著作是巴斯蒂的《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注：MarianneBastid，EducationalReforminEarly20th-CenturyChina(UniversityofMichigan，CenterforChineseStudies，1988).该书于1971年由法国莫顿出版社出版，1988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译成英文出版。
另一本研究晚清教育改革的英文著作是，WilliamAyers，ChangChih-tungandEducationalReforminChin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该书最后两章涉及张之洞在1900年之后教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没有泛泛地探讨20世纪初清政府的各项教育改革举措，而是在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之下，通过对张謇教育思想及其在江苏的教育活动的考察，着重分析近代绅商在晚清教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近代绅商在兴办教育中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独到的看法。
作者指出，教育改革之所以在晚清10年新政中最富成效，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张謇这样开明的近代士绅的大力配合和支持，正是在他们的主持和领导下，清末的各项教育改革在地方得以实行。换言之，清末在建立近代学堂制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近代士绅与清政府及地方官员合作的结果。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近代士绅之所以能与清政府和地方官员合作，是因为他们都以日本为模式。（注：为此，作者在书中就日本对清末教育改革的影响及其途径做了详细的论述，认为在清末的教育改革过程中，欧美的影响始终甚少，即使存在，也是通过日本的途径。但在笔者看来，“日本模式”并不足以解释在清末教育改革过程中地方士绅与清政府和地方官员的合作和冲突。）
作者同时指出，在这种基于日本模式的合作的背后一开始就存在着冲突与对立，因为日本模式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相同的意义。
虽然清朝官员和士绅都认为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所需的人才，但对清政府来说，它所要培养的是忠于封建君主的人才，企图藉教育改革恢复传统的以君主为核心的团结和统一，换言之，将教育改革当做稳定政治的一种工具；而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士绅则不然，他们将教育改革当做是政治改革的一种工具，希望藉教育改革为改造中国、振兴国家提供所需的人才。
作者认为，清朝官员和开明士绅在教育改革目的上的这一分歧和矛盾直至1906年尚未导致他们之间产生重大的对立或冲突，因为直至那时士绅们仍对他们的成功充满热情和希望，并且害怕革命运动。然而，1906年立宪运动开始后，士绅与清政府在教育改革上的合作不再和谐，两者之间的目标愈来愈相背离：清政府力图夺回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士绅所声称获得的各种特权；而士绅则力图扩大这些特权，并使之合法化，他们将教育作为对抗政府的一个基地。
此外，对于清末教育改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巴斯蒂提出了与当时学术界不同的见解，认为清末彻底放弃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完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她指出，在建立近代学堂制度之前，普通收入的农家子弟尚可在宗族学校里获得一些读、算和对农村生活有用的基础知识，一些天资聪颖的学生还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教育；而在近代学堂取代传统社学、私塾和书院后，原来那些资助宗族学校的富家都将他们的子弟送去近代公立学堂上学，不再关心和资助宗族学校，而近代学堂的学费又远远高于传统学校，这就使得许多农家子弟无力上学。学堂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相反，由于学堂学费的提高导致贫穷的农家子弟失去上学的机会，使得社会精英与普通百姓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