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与傅因彻一书不同，它主要通过对清末自治运动中清政府和有关官员所拟订和倡导的各级地方议会的考察和分析，揭示了清末最后10年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动。）一书，从地方、省和中央3个层次，对20世纪初年中国的自治运动的动力、运作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影响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国家从中世纪向近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无论是尼德兰、英国、美国、法国的革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的革命，代议制的兴起始终是政治结构变革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20世纪初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也与西方“代议制的兴起”相类似，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忽视了这一点。傅因彻认为清末自治运动的动力既来自中央政府强烈的有意的推动，也来自地方精英的推动，官方倡导的自治运动与非官方推动的自治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
因此，在论述晚清自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作者既对清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改革和举措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也对自治团体的活动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并透过自治运动中代议制度的运作，具体揭示了自治运动对晚清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以及一些新制度如何取代传统制度，进而指出代议制在某些场合是对扩大中央权力的一种补充，与专制政府并不矛盾，它本身就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但代议制同时也向中央和地方督抚的专制统治提出要求民主的挑战，它否定独裁制度的可能性一点也不比法国的代议制逊色，不能将1900-1913年中国代议制的兴起等同于地方、省和中央3个层面的保守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等同于中国历史上伴随一个王朝衰败而出现的地方保守士绅势力的兴起。
在清末自治运动中，地方一级的议会大部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除了致力于研究性的学会之外，很少有自治团体或组织在地方县、市集会；那些超越学会性质的地方立法机构肯定是存在于那些政治和经济都处于前沿的县市，而不是在那些传统的、由拥有土地的地方士绅控制的内地。
在省一级，咨议局的成员主要是一些改革的积极分子，他们虽然大多有地方士绅的身份，但选举程序和他们所被赋予的职责要求其超越地方士绅利益；许多议员有着海外留学或从商的经历，或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已将国家认同添加到地方认同，甚至所有的议员都很快认识到，与本省官员打交道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其他省份的同道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1910年要求速开国会的政治运动中，各省议员仍致力于省和全国层次的自治事业，而非致力于地方一级的自治，或提出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经济和军事方案，以取代清政府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改革。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议员利用自己在官方联络系统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及其所控制的新闻舆论，在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时，作者认为1900-1911年的自治运动不能仅仅从中国的国内政治加以解释，其中也有国际因素。台中、台北、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地最初出现的自治组织和机构，与列强卷入争夺地方土地权的斗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05年的日俄战争如果说不是激发了清政府的立宪兴趣，无疑加速了其立宪改革。正是外国列强威胁的因素，抑制了清末自治运动中的地方分离主义。如果没有外来的威胁，那些地方的民主人士很可能会像美国独立战争挑起法国君主反对大英帝国、尼德兰革命挑起英国君主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一样，挑起某一列强与清朝君主专制制度相斗，以实现他们的自治要求。在中国虽然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民主政治受到民族主义的损害，但中国的民族主义超越了地方分离主义。
对于清末自治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和历史意义，傅因彻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过去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忽视了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他指出清末自治运动所取得的民主成绩并不是表面的：1909年的选举动员了几乎200万非官员精英，而1912和1913年的选举则将数千万中国人卷入政治之中，虽然不能说是大众的，但也不能看做是精英主义的；就1905-1913年中国民主政治所取得的进步来看，其发展要好于同时代的俄国和美国的民主改革。虽然到了1923年中国的议会民主政治不再发生作用，但新闻界和法团组织仍然发挥着类似早期近代欧洲第三等级的作用，继续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