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蒋介石的强国梦与宪政之路

　　不过，他所讲的宪政理论上有许多荒唐之处，而实践上更是依旧肆意践踏民主和公民权利。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两篇重要论著：《中国之命运》、《中国的经济学说》。学界认为这是蒋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回答。判断他的《中国之命运》，应该有一个标准。他不是说要实行宪政吗？从政治上说，最好的标准就是学界公认的宪政理论。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此为目标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它有几个基本要素：1，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财产、通信等自由权利。2，国家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约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务，又不致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3，宪法至上，并有严格的宪法司法、违宪审查制度。4，实行法治，司法独立。5，各级政府民选，层层成立议会，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中国之命运》追求什么？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他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其实，在冠冕堂皇的“国家”、“民族”后面，他的内心独白是“朕即国家”，服从我就是服从国家。这是与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理论。

　　《中国之命运》还声色俱厉谴责：“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他实际是在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其实，当时的地方势力对保护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云南，在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庇护下，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发展。又如桂林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也与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关。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国家里，确实没有政党甚至私人拥有军队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的汇合，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实际出发，用民主、共和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对立，建立互信，从而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那时有一个谁代表国家的问题。不能以拳头大小定是非，“军队国家化”不等于大的吞并小的；而应首先致力于地方和全国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过“共和”的办法逐步联合、统一。这样的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建立起来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国家军队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封建割据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记里，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始终要用十个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为此“应先用宣传”，“以澄清国际视听”！ 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剿灭共产党和地方势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这牵涉到中国乃至东方各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是走“联省自治”的道路，还是走武力统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锐。中国人有浓烈的大一统情结，在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军事顾问，还给了大批武器和金钱)，不幸走上了武力统一的错误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实，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共和统一。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这既能避免内战，又有利于迫使各地区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不得不致力地方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统一的道路，带来的只能是内战频仍，生灵涂炭，专制独裁。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东方不少国家还在继续证明这一道理。每当听到一些国家军阀混战的消息，我总是认为他们的军人、政治家和知识阶层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足够的智慧，还在重蹈中国的覆辙。

　　这几年史家黄仁宇有个观点观点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影响很大：“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 “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要说原始型统一政府的话，袁世凯老早就制造出来了。其实，国民党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没有解决现代国家的上层机构问题。北伐成功后，将原有的比较接近现代国家的架构给摧毁了。

　　国民党的基本口号是“以党治国”，突出党权，代替了民主的架构，代替了国会和宪法。国民党实行五院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他们规定，五院都由国民党中央的政治会议领导，立法院的权源是党，而不是民。这是一个大的颠倒。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原来最后决定权归孙中山，后来经过反复的较量，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拥戴为“最高领袖”。国内各方面势力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尽可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稳定。战争时期权力需要相对集中，但蒋介石的权力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的权力已经不受监督，形成了一个个人独裁的体制，导致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绵不断互相厮杀。1931年2月国民党重要领袖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仅因在约法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蒋氏软禁在南京。以此为契机，一批国民党领袖和两广军人于同年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严厉谴责蒋氏“迷信武力”与“个人独裁”，并且坚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

　　蒋不但没有建设起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一是用“手令”决定一切，批个字、写张条子就是圣旨，就是官员任命、财政支出和解决重大事项的依据。　　

　　二是建立特务系统，严密控制全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最初是复兴社，1938年，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俗称军统、中统。这一年还成立了一个带特务性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是建立书报审查制度，严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论。文艺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都必须先将原稿送到国民党各级宣传部或图书审查委员会去审查。在学校则实行所谓训育制度。

　　四是要求学校乃至全社会“党化、军队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他曾不厌其烦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

　　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国民政府与现代国家的架构越行越远。秘密逮捕、暗杀、严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1935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 这种状况在1943年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体制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反贪污也化为闹剧。

　　1943年前后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传统弊端在蒋身上的集中体现，又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性。

　　当是时，内外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考虑实行宪政。这是整个世界难以抗拒的趋势。但是，真要实行宪政就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乃至整个官场文化，蒋介石又没有这样的认识和魄力。

　　以德、苏为师与官僚经济

　　在经济领域，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也把“建国”、“富强”等口号整天挂在嘴边。

　　国家的富强一直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问题是如何才能富强。

　　严复在1895年后总结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强调富强与贫弱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个总结与现代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吻合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富强的关键是自由”——而在1943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道理。

　　蒋介石如何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他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思想，将政府的作用归结于“养民、保民”。自管子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养活子民，教民农战。蒋介石在1943年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使资本国有化”，“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并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统一而国有之”；由于德国用军事化带动经济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别强调要实现“民生与国防之合一”。

　　不但蒋介石这样想，苏联计划经济的貌似成功，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管制经济使国家迅速发展，给中国知识阶层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马寅初这样的对国民党的腐败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著名经济学家 ，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统治者直不讳，经常严厉批判国民党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通货膨胀政策。在经济思想上，马寅初坚持自由经济，要竞争，要保障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另一面他接受了德国国家经济学的影响，认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特别是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更需要政府的统制。马寅初也同样受到苏联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具代表性。进入三十年代，他就一再鼓吹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管制经济”。马寅初说：“就现在之情形而论，苏俄之统制经济可谓大告成功”。

　　这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三民主义提出来开始，实行民生主义，就是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要由政府来办，甚至还包括土地国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孙中山的所谓土地国有等政策，后来也有所动摇。把公有作为理想固然有中国传统的影响，但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反映——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它的社会存在很多弊端，穷富差异、种族问题、妇女的权利等等一再困扰人们，侵犯公民自由现象也屡见不鲜。如何去除这些弊端？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思想家解决不了。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暴露得很充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这关系到中国建国的选择问题。而这时候苏联大张旗鼓地宣扬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国的思想界迷惑了，很多人愿意在经济上吸取苏联的那一套。

　　就蒋介石来说，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以德为师”的思想。

　　他早就对法西斯理论甚感兴趣。1931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决定国家大计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在会议的第一天便提出必须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他认为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形式互异，而统治理论不外三种。中国应该选择什么呢？他说：“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在如此明确的号令下，他的追随者们便掀起了鼓吹和贯彻法西斯主义的浪潮。于是一批又一批党政军大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考察；德国顾问包括柏林警察总监则请进来盘踞军政要津；决心贯彻法西斯主义，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的力行社、复兴社等组织纷纷成立，而在这些组织推动下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刊如雨后春笋。《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希特勒与国社党》及法西斯蒂小丛书等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著作顺利通过国民党图书检查制度大量出版，而其执笔者和组织者竟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室的要员。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元气大伤的德国竟在纳粹统治下迅速恢复和发展，更令蒋介石赞慕不已。用蒋介石给希特勒密信中的话来说是：“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希特勒)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中正)之所钦佩也。” 蒋氏对德国顾问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两国关系的建议言听计从。从1934年开始，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组成为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请以翁文灏、孙越崎等知识精英作智囊。这些技术官僚满腔热情，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便与德国合作，请德国帮助建设工厂，而以原料偿还。他们的建设思想是要政府投入，搞官办企业。

　　这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客观上对官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实际的结果是发展了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经济。这也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为国民党走向毁灭埋下了伏笔。

　　当时，马寅初针对国民党的官僚靠垄断、走私、投机倒把发国难财非常愤慨，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至少要将他们的财产征收一半以上”。作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和参议员，又是国民党党员，出于爱国、爱党，马寅初不断四处去演讲，矛头直指孔祥熙、宋子文，终于触怒蒋介石。蒋下令要将马抓起来，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逮捕他。爪牙们想出一个办法，“请马院长去前线考察”，实际把他关押起来，其后被转送贵州息烽集中营。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各界人士及学生的不断抗议，后来才被放回重庆家中软禁，但还是不准他发文章，也不准他公开作报告。直到1944年这些禁令才被冲破。讲富强，却不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话，那不是南辕北辙吗？

　　政治、经济是密切联系、很难割断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谓富强自然只能是黄粱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