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的偶然与必然
清政府在推出“皇族内阁”后不久，就宣布将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不少地方展开了保路斗争，其中四川最为激烈，清政府逮捕了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并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立宪派在绝望中宣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认为：“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清政府拒不给立宪派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使立宪派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并最终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梁启超说：“在民主专制之下，宪法徒具一纸空文，议会只是尸位素餐。然而，专制政体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别无他途。”“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也有人指出，正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
孙中山认为，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也想通过代价和破坏少些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通过上书李鸿章而极度失望，意识到不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不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孙中山才被迫走上了革命道路。
关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也有人提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的废除使知识精英流落到社会，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他们不必再听命于朝廷，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正是这种疏离关系与其他因素凑合在一起，爆发了突如其来的辛亥革命。
周锡瑞先生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革命力量。这也使革命的爆发成为历史的必然。
辛亥革命的宏观审视
章开沅先生提出，纪念辛亥革命要看三个“一百年”，即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和未来的一百年。章开沅先生还寄语青年学子：“前面的两个一百年都是前人做的事业，而未来的一百年是我们的事情。当然，主要是你们青年人的事情。”“未来的一百年，世界往何处去？人类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唐德刚先生提出，清末由帝国转为民国的社会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
宏观审视辛亥革命，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上述三个“一百年”、三个“往何处去”和通过“历史三峡”等重大战略问题。我曾经提出，当前许多重大战略问题是属于深层次、高难度、长时段和跨学科的，是需要改革胆识、社会责任、全球眼光、战略信心、政治智慧、创新思维、深刻洞察力和“理论渗透观察”加以解决的。例如，为什么上世纪中国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三次伟大革命迅速带来了政权变化或经济繁荣，而随后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和中国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却步履艰难缓慢？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上出现了急功近利、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弄虚作假、道德滑坡和精神危机，如何才能真正有效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对于这类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不仅要从经济或政治的表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还要从社会、文化或国民性的深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不仅要从科学或技术的低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还要从哲学或信仰的高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不仅要运用和体现我们策略上的小眼光小思考小聪明小目标，还要运用和体现我们战略上的大视野大思路大智慧大理想；不仅需要机不可失和时不再来的紧迫意识，还需要长期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作者岳庆平，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