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未必催生革命，改革可以成为革命的替代物
尽管清末新政确实催生了辛亥革命，但我们绝不能狭隘地吸取改革催生革命的历史教训而不敢大胆改革，因为从理论上或当时其它国家的历史上看，改革未必催生革命，改革可以成为革命的替代物。
关于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学术界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有的改革本身就是革命，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伟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一场革命，它比辛亥革命流血还多。也有人指出，改革不但无助于政治稳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动荡甚至革命。历史上某些革命往往爆发在改革之后而不是停滞和镇压之后。一个政权实行改革并做出让步，本身就会怂恿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从而很容易像滚雪球似的形成革命运动。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改革分为替代物改革和催化剂改革两种类型，前者会替代革命，往往与农民阶层相联系，后者会催生革命，往往与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相联系。满足中产阶层知识分子要求的计划只能加强其力量与激进主义，不可能减少其革命倾向，所以对付他们的恰当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镇压。政府在物质上给予中产阶层知识分子以好处，会增加他们的怨恨和罪恶感；然而给农民好处会使他们感到满足。无论是通过革命或其他手段完成的土地革命，都可以把农民从革命的边缘争取过来。主张改革者坚持替代论，他们出于这一原因，总是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极端激进分子或“左派异端分子”也坚持替代论，他们出于这一原因反对改革。而“正统革命者”和“顽固保守分子”则都坚持催化论，前者希望以小改革作为根本改革的楔子，后者则反对对现状的任何改革。既得利益者在本能上更愿维持现状，更愿放大改革的催化剂效果，从而更加反对改革。
从20世纪初东方的历史看，改革成为革命催化剂的国家有中国和土耳其，而改革成为革命替代物的国家有印度。当时印度实行了比较成功的宪政改革，其内容主要包括英国在印度实行的参事会改革、1919年印度建立责任政府和自治机构以及1935年印度政府引入了联邦制和省自治等。
清末新政是被动改革
清末新政之所以催生了辛亥革命，主要因为它是被动改革，戊戌维新其实也是被动改革。可以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直接引发了戊戌维新，庚子事变北京的失陷直接引发了清末新政。慈禧太后1901年在离京西逃的路上，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将实行“新政”的上谕。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改革重点是官制、军制、教育、经济、法律等。
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主张建立君权至上的日本和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立宪派开展立宪运动，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革命派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崇尚美国和法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陈天华认为，美国和法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最佳选择。由于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改革与革命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所以当时便出现了雷颐先生所称的改革与革命紧张地赛跑的局面。也有人提出，1840年以后的清朝实际上一直处于革命与改革的赛跑之中，晚清王朝被动的改革最终使可以成为革命替代物的改革变成了革命催化剂的改革，改革催生革命，他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清政府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时并没有确定“预备”年限。立宪派认为，清政府是在搞拖延战术，没有立宪的诚意：“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确立了预备立宪的9年期限，这与立宪派要求在2-3年内开国会有很大差距。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推出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说明所谓立宪只是一个招牌，其实清政府不想放弃任何权力。立宪派失望至极，上书要求“仍请皇上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君主立宪之公例，以餍臣民立宪之希望”，但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压制。
我们说清末新政是被动改革，但也不能过分否定清末新政，不能把清末新政说成是假改革。清末新政对历史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章开沅先生指出，晚清的立宪运动与地方自治是政府主导的，现在看来，做得非常认真。出洋考察大臣的日记与报告要比现在一些官员出国考察的成果高明。回顾历史，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这样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