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年，就在拼音方案小组的委员们对“何谓民族形式”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有光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在文中，周有光这样说道：“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经过一个习惯培养的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的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对于英语来说，拉丁字母也是外来的字母，用它来拼英语，便成了英国的民族形式了。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
此后不久，周有光便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鉴于当时苏联已将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中国与其是盟友，一些人又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于是，关于汉语的字母形式，再次引起激烈争论。
此种形势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经过仔细酝酿，他于1956 年1 月20 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毛泽东说，“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1956 年2 月20 日，《汉语拼音方案( 草案)》出台，草案明确提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8 年2 月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
100 个小时识字1500 个
1958 年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正式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宗春启在1958 年是刚读一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回忆说，当时打开新发的课本，“惊讶地发现课本的第一页是一些曲里拐弯的外国字母。除了方块汉字之外，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字。”但不久，宗春启就发现通过这些拉丁字母他能够学会很多生字。待学会拼音后，他便经常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以前不认识的字，一拼就知道是什么了。那会儿，我看了好多书，也自己认识了好多字。”
在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吴建生回忆说，1960 年，年仅5 岁的她曾和母亲俞冰如从晋南小县城来到北京，参加十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当时，一位工作人员把她领到舞台上，让她写“吴建生小朋友你好”，她便用汉语拼音写出了这句话。会后，吴玉章高兴地将这个小姑娘高高举起。
“在吴建生的故乡山西万荣，也因为用汉语拼音成功扫盲和推广普通话，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万荣县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一直在做扫盲工作，却收效甚微。《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据当时报告，“一般农民15 到20 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利用汉语拼音识字，100 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 个”。那时万荣无论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商店食堂，只要有汉字的地方，都被标上了汉语拼音。甚至于万荣县的村民，在地里干活休息时，也都互相学习拼音。
从此，汉语拼音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它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