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来》的主观滥殇
2003年，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海外出版。他称，写此书是为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
他的前同事都翻阅了这本书，金冲及也不例外。
问及此事时，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已接近尾声，满头白发的金冲及略带苦笑：“我首先很愤怒，我觉得他不应该写这样一本书。然后我也觉得很伤心。”
高文谦进文献研究室时，还是年轻人，金冲及常常带着他。高文谦做的访谈，大多是金冲及带他去的；所看的资料，也是文献研究室内的资料。
金冲及记得，高文谦有一次和他谈心，谈起文革前，父亲受到迫害，他也被波及，连去买菜都受到卖菜人的歧视，不愿卖给他。“我就跟他说，我送你一句话。《傅雷家书》里说，一个童年遭受不幸的人，往往是多疑的和脆弱的。你平时对有些问题太多心，什么事情都容易从坏处去想。高文谦回答说，是啊，我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总是睁大了双眼，看着周围。所以他对许多事都充满了猜疑。”
“他去美国以前，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金冲及指了指自己这个40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内记者所坐的沙发，“他说：‘我就算走也不会出去乱写的。不讲党性，讲良心，我也不会这么做。’但没想到，他还是写了这样一本书。”
金冲及坦承，高文谦书中引用的史料并没有编造。“但是一条史料和一条史料之间，大段的是他自己的猜测和看法，而且是用叙述事实的笔调写的。这些并没有史料根据。但读者看到这些分析，误以为也都有史实依据的。一位外国学者对我说，他这本书主观性太强。这就造成了太坏的影响。”
在《周恩来传》完成15年后，金冲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基本观点。“我们对周恩来的看法没有大的改变，因为这是经过多年阅读大量原始资料和反复思考后形成的。后来这部书多次重印，有些史实的细节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改得更准确，但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动。”
根据材料鉴别的规范，史料价值最大的，当属周恩来的手稿。
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会议记录等。
但会议记录有时也需要鉴别。文革初期，周总理多次会见红卫兵，有的时候谈话临时进行，中央来不及派出记录员，只能后期收集红卫兵自己印发的记录稿。
如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发生车祸，骗斗王光美。周总理在与七机部造反派的两派代表座谈时，批评了这一做法：“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揪到清华批斗，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
文献研究室的档案中没有收录这一谈话，但安建设在七机部红卫兵1月7日到8日的记录稿里找到了。他核对了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证实确有这次接见，因此采用了这一记录。
第三，是报刊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
第四，才是当事人的回忆，包括回忆录、访谈等。
在访谈中，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曾提供了一个档案里没有的情节。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是周晚年身边几乎片刻不离的工作人员。他保存着一个工作记录本，上面简要记录着每天发生的事情。他将记录本的原件给了文献研究室。后来，上交了中央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