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鉴别
对这些材料的鉴别，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周恩来的工作日志和工作台历。
工作日志是计划，写着接下来几天要做什么，完成了就打钩。工作台历是一本日历，“很像古代的起居录，很详细”。
工作台历一开始由周恩来自己写。他会在每一页上写上，这天的几点几分，干了些什么工作，一天不漏。后来，他工作繁忙，就由秘书来写。
高振普说，周恩来病危时，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推荐邓小平接任总理职务的信。当时，他就站在周恩来身边，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安建设听高振普说完，直觉他不可能是瞎编的。毫无疑问，这一材料非常重大。但是，档案里遍寻不着。同时，高振普对信的具体内容和书写时间都不太记得，旁证的找寻工作也很困难。
“毛主席收到信了没有？有什么态度？有没有批示或者回信？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写到书中，读者也会产生一样的疑问。”因此，这一情节最终未被采用。
后来，此事被高振普写入了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被高文谦收入了他所著的《晚年周恩来》中。
“周恩来的错误能不能写”
1995年，《周恩来年谱》的写作完成后，廖心文、安建设都开始参加周传的写作。其时，电脑已开始普及，他们都改用电脑写作。
当时，这本书十年磨一剑，引起了普遍关注。尤其是，涉及到对周恩来晚年的官方评价，安建设觉得自己手下的笔很沉重。
在写作《周恩来传》上册前，金冲及就与李琦谈过：周恩来的缺点错误能不能写？
“我说不能回避，有三条理由。第一条，写传记，应该有科学的态度。第二条，要让书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第三条，人都有缺点，都有失误。你把错误分析清楚，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缺点和失误，比躲开不讲要好。你对他的弱点、失误都躲开不说，等于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金冲及强调：“这些话，隔了30年我都没有忘记，因为我当时去找他之前已考虑很久。”
李琦听完，表示赞同。
但不同的声音不是没有。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大家对周恩来的感情还很深。有一些老同志不太理解：“你们有什么资格评论总理的长和短？”
尽管如此，在李琦和金冲及的坚持下，写传记不回避缺点的惯例，就在文献研究室延续下来。
全书中最难把握的，也是金冲及修改最多的，还是文革部分。
安建设一开始总是会多写一点，“也给领导一个删改的余地”。他记得，自己当时的稿子，一般都打印在A3纸上，稿子只占中间的一小部分。交给金冲及后，他会将周围的空白密密麻麻写满。
“因为材料错了是硬伤，是会在史学界被人笑话的。”金冲及说。
文革期间，周恩来最引起争议的，便是刘少奇一案。此事作为建国以来的最大冤案，不可能回避。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在表决时，周恩来是举了手，并发表了一番讲话的。
金冲及认为，举手肯定属于周恩来的错误，但当时如果不举手，就意味着和毛决裂。“他忍辱负重，相忍为党，只能这么做。”
对于周恩来和文革的关系，金冲及敲定了定性语：被动卷入。
现在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大家任由毛泽东发动文革？金冲及对《中国新闻周刊》谈了自己的看法。
“谁都不是生来就信仰毛泽东的，我自己也有过亲身经历。有一些事情，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次，发现是自己错了。第二次，发现还是自己错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就养成对毛泽东产生信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践，不可能有人站出来说，毛泽东这一次是错误的。你不能这样去苛责前人。”
因为是传记，著作者也需要适当进行评论。不过，他们只在很有把握的地方才写上一两句点睛之笔。如果事实部分不够清楚，或者有争论而没有把握，就宁可述而不论。
安建设在某一处讲到毛周关系时，曾不吐不快，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我当时说，毛周都是这么多年的革命战友了，有什么话一定要放在会议上说，而不能私下解决呢？”
拿回来时，发现金冲及全删掉了。“金主任说，你作为著作者，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太过了，也有的读者会觉得说得还不够。”
“读者最想了解的，就是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评论毕竟是代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你不能把你的观点写得太多。”这位把蓝白竖条纹衬衫一丝不苟扣到最顶端的老学者，如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金冲及修改完稿件后，交给李琦，没有再送其他人审阅。“李琦同志没有提出太多问题，一般都说写得不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没有他的点头，这部书就不能出。这意味着，书出去之后，所有问题都得由他担当。”
1998年3月，周恩来百年诞辰前夕，《周恩来传(1949-1976)》面世。新华书店统计了北京、上海的销量，该书排在畅销书的第四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