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经历了多次的政策辩论后，1986年3月中旬，国务院领导采纳了“整体协调改革派”的意见。为此，在4月份正式成立了一个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方案办”），共约30多人都是从各部门抽调来的精英骨干，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担任，办公室主任为高尚全（在高出国考察期间由国家体改委主任安志文直接领导），杨启先、傅丰祥、姜习和吴敬琏等六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海桥边上的工字楼里，吴敬琏是方案的主设计人之一。
很快，到4月30日，方案办就拿出了一个配套改革的详尽方案，其中涉及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和企业改革等多个方面，当日，方案送交国务院。
然而，这个方案却一波三折，最终被束之高阁，其原因非常复杂。
在理论界，厉以宁表达了鲜明的反对立场。就在方案办递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后的5月份，厉以宁参加北京大学 “五四”科学研讨会，面对上千名听众和众多媒体记者，他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论断，他还对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进行了十个方面的比较，他谈到，“企业是被迫卷入价格改革的，但却很有可能自愿加入所有制改革的试点”、“所有制改革实际上不需要经济成本，或者成本非常低”、“价格改革是较低层面的改革”等等。厉以宁似乎一直把论战对手的政策主题限定为“价格改革”——很多年后他仍然将对方称为 “价格改革主线派”，他没有对吴敬琏的整体配套方案提出挑战，只是说“价格改革很难同其他经济改革配套”。
在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和行政职能部门内，反对的声音也不小。
一些人认为，这个方案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行，因为价格、税收、金融和财政的配套改革要求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环境。同时，配套改革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它不能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因而可能会遇到社会阻力和政治风险。另外一些人说，这个方案脱离实际，理想化，是一群书生躲在书房里从书本本里琢磨出来的东西，因而不可行。也就是说，有相当部分人担心改革的风险过大。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之外，一个更大的质疑来自对企业改革战略的讨论。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巨大成功，因而在整个1980年代，它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最重大的经验，很多人认为，改革就是“一包就灵”，只要把承包制引入到企业改革中来，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有人甚至提出“承包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体制”。它在决策层也有很大的市场。即便在方案办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整体配套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形成后，原本应由安志文和高尚全签字上报国务院，而当时，高尚全不在家，安志文则倾向于企业改革优先，对价税财配套改革持有保留意见，所以，这个方案初稿是由他签字上报的。
另外，在企业界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反对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声音也浮现出来。首都钢铁公司的领导人给党中央上书言事，认为改革应当“以承包为本”，离开了企业承包制，改革就背离了正确的方向，国务院搞的改革是 “反改革”。 据吴敬琏回忆，当时很多国有企业都是拥护承包制和双轨制而反对价格改革的。一次，方案办在上海召开调研会，几位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们说，如果价格放开了，我们拿不到调拨价的原材料，成本就会上去，企业就会亏损，所以，价格不能放。
地方政府的反对主要是针对分税制。因为这一制度一旦推行，地方的财税自主权明显就会减少。吴敬琏回忆说，原先以为沿海会反对，田纪云出了一个“保基数”的主意，也就是保证既得利益，没有料到，内地政府也反对，因为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四
这就是发生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政策辩论。
日后，我们将看到的事实是，吴敬琏参与设计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整整“雪藏”了6年，1987年底，他结集出版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到1993年，这个方案被中央重新采纳，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在很多年后，厉以宁和吴敬琏都宣称，在这场大论战中，自己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
厉以宁方面说，发生在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利，正是“价格改革主线派”闯下的大祸。如果在1986年就坚决地推广股份制，中国改革将别有一番局面。
吴敬琏方面则认为，正是因为放弃了积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中国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才导致了后来几年的改革被动，以致于发生了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他在口述史中说，田纪云后来“跟我说过不止一次，说如果当年干成了，那后来好多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1986年的改革条件还是相当好的”。在吴敬琏看来，这场争论更深刻的含义，是两种改革路线之争，其核心是保持、强化还是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
对于他们所争论的焦点，在后人看来，都已是课堂上的教案。中国的经济改革如同一盘不得悔棋的伟大棋局，谁也无法回到过去再次复盘，甚至，在后来的时间段里，即便再重新找回当年的思想，也因时空的斗转、条件的变幻、民众预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现实的意义。不过，这场大论战也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吴敬琏和厉以宁。这一场发生在两个“1930年出生的江苏人”之间的“战争”，是他们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成为领袖级人物的成名之战。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