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
市场需要制度基础
尽管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就已经开始市场化改革。不过，经历了加有限定词的“商品经济”，一直到1992年，“市场经济”的名分才确定下来。
自此以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货币化，国有资产也可以进行交易，更重要的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获得了较大空间。这些因素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的财富也迅速增加。
整个九十年代，市场获得广泛的赞誉，只要经济领域出现什么问题，人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市场化。中国人对于市场经济的认同，超过几乎所有国家。
不过，仅仅十来年，市场的声誉就发生了一个翻转。大约从2004年开始，质疑市场、市场化、市场经济的声调陡然升高。人们不再认为市场化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人们看到了很多问题，权钱交易，贫富分化，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等等。既然这些问题出现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人们就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市场化改革。这种公众心态让那些曾经，并仍在为市场化辩护的经济学家，也顿失光彩。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并且确实出现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却不是市场化改革本身，而是组织这种改革的更大范围的制度框架。
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无非就是人们依据价格信号进行交易的机制。所以，一个集贸市场就是一个市场。这显然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官方的文件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建立作为一种安排经济活动之完整制度的市场经济制度。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立的，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比如，它是享有明晰产权的、平等的交易、合作主体，遵守某些基本规范自愿地进行交易、合作，政府对这些交易、合作活动的干预被限制在较低水平上，并且是依法进行的。要保证这些，就需要其他制度基础：法律上的平等，私人产权保障制度，法治，有限政府，等等。总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要正常地组织社会的经济活动，就需要以更广泛的宪政框架为前提。
不幸，中国在进行市场化的时候，并不具有如此完善的制度框架，比如，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尚不能真正自由地流动，农民对土地也不享有完整的权利，劳工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在如此条件下展开的市场化过程，很难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化。由此当然会导致市场机制创造出来的财富，并不能公正地分配。那些因为权利不完整而蒙受利益损失或者自认为丧失了机会的人，当然会对这样的市场化过程产生不满。
因此，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对中国还是一个未竞之事业。1992年确认“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大进步，今天则应当尽快地补上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政治、法律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