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86年带了一个18人代表团考察匈牙利。中国去考察的很多，中央各部派人，地方派人，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
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告诉我：“我们根据平衡表编制计划，计划执行的结果就是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4%，谁也没有责任，所以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
我又去捷克，发现实行计划经济后，该国的一个名牌皮鞋消失了。皮鞋需要个性，按计划生产的鞋没人要。
所以要取消指令性计划。
新京报：你是怎么让十三大报告吸收你的观点的？
高尚全：我在1987年写了一个建议《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登在体改委简报上，我讲了三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逐步取消指令性计划，代之以经济合同制。时任国务院总理看了以后批示要把这个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
“计划经济”回潮
背景：1989年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是走资本主义路线。此后五省体改委主任讨论市场机制的座谈会也开得神秘，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不得外传。
新京报：十三大之后到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就一帆风顺了？
高尚全：还是很曲折，上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回潮，有人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写文章，严厉批评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是执行了资本主义路线。
有人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那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
新京报：你们是如何选择的？
高尚全：新上任的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向中央送了两份材料，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了参考作用。
一篇是对外经济体制司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看了以后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中共中央领导参阅。李鹏看了以后，批示要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
另一篇是1992年4月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后报送的材料，认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好的地方，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起到巨大的作用。
最后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向中央写报告，希望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突破。
新京报：当时对改革的非议还没过去，体改委做这些事情就不觉得敏感？
高尚全：是很敏感，当时对外经济司的材料是由副司长整理的，他怕有人批评资产阶级就在对外经济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