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歪曲与抵制
“二战”胜利后，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弊端日益暴露，改革提上日程。赫鲁晓夫时期进行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下放中央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在地方精英的私利驱使之下，地方主义大肆泛滥，地方大肆争资金、争项目，部分争来的生产资金挪用盖楼堂馆所。改革因被扭曲以及因改革措施不当，而归于失败。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1965年勃列日涅夫执政，柯西金政府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标是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搞活企业，主要措施一是减少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以利润提成为中心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刺激。但是，由于改革触及领导干部的利益，各个环节的利益集团消极抵制。
1970年代初，苏联决定通过合并企业和撤销管理局的办法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精简管理环节。苏联学者的研究表明，“采取这一改革步骤，使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具体。苏联的各个领导层，从自己的切身利害关系考虑，想方设法阻止联合公司的建立。企业领导人害怕参加联合公司后缩小甚至丢失自己的职权而反对；总管理局的领导人怕丢掉领导职务而不愿‘自行撤销’总局；各级地方机关从实际利益出发，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管辖的企业加入联合公司；中央部门不甘心缩小自己在计划和管理方面的权限，也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联合公司。这种权力之争，极大地妨碍了联合公司的发展。”苏联原计划在工业中普遍建立联合公司，但到1975年底，联合公司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4.4%。1976年苏共通过的建议中又明确规定，到1980年要完成建立联合公司的任务，但是，到1980年联合公司的产值还不到工业产值的一半。
新经济体制的其他改革措施虽然在初期获得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的矛盾更加突出，企业利益集团钻改革措施的空子为自己谋利，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是利用新获得的权力、自由改善经营管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与上级和国家计划博弈的手段。
对于新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时改革派认为这是未根本触动旧体制框架的必然结果，克服的途径是进一步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部门利益集团——国家计委、物价委员会等部门领导人却纷纷发表文章，强调坚持和加强计划原则、物资计划调拨和计划定价原则是计划经济“不可动摇”的基础。部门利益集团给国家党政领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在所有部门利益集团中，军工企业集团反对改革的声音最大。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苏美争霸和军备竞赛的加剧，军工集团日益膨胀，其权势和影响日益增强。当时，苏联的国民收入约为美国的60%（西方学者计算为45%左右），却支撑与美国大体相当甚至比美国还要庞大的军工综合体和军队，依赖的是高度集权体制调集全国的资源，集权体制成为军工集团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新经济体制无异于在挖军工企业的根基，遭到其强烈的抵制。
在国际上，1960年代东欧国家以“布拉格之春”为代表兴起改革的浪潮，对苏联模式构成挑战。勃列日涅夫1968年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对国内经济改革开始收缩和转也1979年7月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放弃了新经济体制改革把企业“放开、放活”的思路，改为把企业“管住、管好”，经济改革在倒退。
由于1960年代末以后改革开始蹉跎，问题越积越多，政府总理柯西金和其助手基里林再次试图进行改革，但因根本触动管理阶层的利益而引发利益集团的“恼怒和不满”。1979年苏共中央通过使改革倒退的决议，基里林被撤职，改革报告被打入冷宫，在十多年里处于保密状态。
在政治领域，由于利益集团的抵制，改革更难推动。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腐败之风盛行，反腐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但是，反腐的行动却遭到勃列日涅夫的阻碍。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重要成员（如内务部长谢洛科夫等）以及勃列日涅夫的亲属（女儿、女婿、儿子等）肆无忌惮地搞腐败，如果反腐势必搞到勃氏的头上。1970年代末期，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从国家利益出发，准备惩治贪污腐化的领导干部，但是，当他把包括内务部腐败行为在内的国家腐败状况报告交给勃氏后，勃列日涅夫一改往常与安德罗波夫的亲热关系，长达3个月不与安德罗波夫见面，甚至拒绝与他通电话，对安德罗波夫施加无声的压力。由于勃列日涅夫的消极抵制，这次反腐败行动胎死腹中。
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导致老年政治对国家的消极影响越来越严重。1974年12月，勃列日涅夫患大脑动脉粥样硬化并第二次中风，从此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之所以听任一位神志不清的重病老人“掌舵”，是源于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不合理!由于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任期超过两届，为了保证自己继续在位，关于中央委员两届任期的规定就是通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