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国共两党争夺的“国士”
英敛之退出《大公报》后，几经转手，为段祺瑞的安福系军阀控制。1926年，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这三人把《大公报》全部的股份买了过来。由吴鼎昌出钱，因为他是一个盐商，理想是办一个银行、一份报纸来报效国家。1926年9月1日，全新的《大公报》推出，张季鸾、吴鼎昌分别任总编辑、社长，胡政之担任总经理。张季鸾发表了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声明自己的办报主张是言论独立，经济自存。
在当时，有两份报纸是蒋介石每天必看的，一份是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另一份就是《大公报》。蒋介石的办公室、餐厅和卧室中都各放一份，随手翻看。蒋介石读《大公报》的心态跟读《中央日报》不同，把它当做了解真实民众舆论的窗口。张季鸾越是在报纸上骂蒋，蒋反而把他尊崇为“国士”，两人成了诤友，张季鸾可以不经预约通报直接面见蒋本人。
比如1927年12月2日，他写了《蒋介石的人生观》一文，专门就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发表的声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将蒋宋联姻放在大批士兵殉生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对照。这是在当时著名的“三骂”中的其中一篇。
当然，张季鸾的报恩主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将报恩主义和报国恩联系起来，对于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有骂有帮，先骂后帮。其对共产党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抱有一定的戒心和成见。表现在社评上，则是相当的篇幅与“反共”、“反苏”及“骂蒋”、“拥蒋”有关。
尽管政治观点有异，但《大公报》还是尽量秉持客观的报道立场。在日军侵华之前，国民党发动针对红军的反围剿时，《大公报》在报道时文章中一律称红军为共军，而不是共匪。虽然《大公报》的立场没有完全支持共产主义，但还是给共产党应有的尊重，视之为在野党。
1935年，长征途中的毛泽东无意中看到一份《大公报》，得知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报道这一消息的正是年仅26岁的范长江。十多年后，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时，毛泽东特意让《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坐首席位置，还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张季鸾在《归乡记》一文中阐释自己的人生观：“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他的这种报恩的思想，在以后的办报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以文章报国。从1911年开始到1941年病逝，30年间撰写了3000多篇文章，绝大多数是社评。担任总编辑的15年间，报纸的绝大多数社评都出自他手。因为独特的影响力，他也成了国共两党争夺人心的重要对象。1941年张季鸾病重住在重庆中央医院时，蒋介石都眼眶湿润地坐在他病床前探望。在重庆的周恩来也曾在一旁陪护。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去世，蒋介石率领孔祥熙、张群、张治中等组成吊唁团，中共方面，周恩来也率领董必武、邓颖超等前往吊唁。周恩来在唁电中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的“宗师”。蒋介石誉其为“一代论宗”。就连当时上海滩大佬杜月笙都赴重庆悼念，罕见地扶棺痛哭。亦有台湾学者认为，“论文笔，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