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季鸾积极主张联合抗战，不仅对中共的报道升级，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最新战况，而且派记者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
1937年12月，主持汉口版《大公报》的张季鸾，特派记者陆怡，到延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见到张季鸾派来的大公报记者陆诒，热情地迎上前来握手，并亲自倒了一杯茶，还在另外两只茶杯里倒了本地的白干酒，边喝茶边呷酒，高兴地回答陆诒的提问。
《大公报》在12月20日刊载寄自延安的“陕北通讯”《毛泽东谈抗战前途》。这篇通讯写道:“延安已成了直接抗战的地区，一切的人，都为了抗战而紧张地工作着，毛氏的紧张与忙碌，当然更不能例外。他最近仍未改深夜办公，有时甚至于竟夜工作，早晨迟起的作风。在上午11时，记者邀约往访，那是他一天中比较最有暇的时间。”
在延安，陆怡还采访了彭德怀、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等中共领导人，写了《延安进行曲》等通讯。
最早主张国共和谈
1940年，因为王芸生听一面之词在《大公报》重庆版刊登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引起中共误会。
正在养病的张季鸾，出面补救，在《大公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来信，还发表了长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谅解，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
张季鸾此举，消除了国内外社会各界对中共和八路军的误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的信和《大公报》的文章，我都看了，很有意思。”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张季鸾刊发了社评，不仅通篇不见“叛军”、“叛变”等污蔑性词语，而且为中共开脱，最后还请求宽大处理叶挺。
毛泽东题“为人民服务”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共两党开启重庆谈判，《大公报》最早得知这一惊人消息，早已有所准备，除像其他各报一样刊登新闻稿和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电报全文外，还在当天发了充满激情的社评，对和平谈判给予很高的评价。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大公报》派出记者专门到机场进行了现场采访。次日不仅在要闻版头条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喜悦之情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热烈期盼与欢迎毛泽东来渝进行国共谈判，真心诚意地希望战后中国能够实现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避免内战和分裂。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在繁忙的谈判之余，数次会见大公报记者和编辑，可见对故人创办的大公报之看重。毛泽东到达重庆一周左右，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上，当有人将大公报当时的总编王芸生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紧紧握着王芸生的手，并说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9月5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照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到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探望采访毛泽东。健谈的毛泽东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长达三小时，还特意留王芸生吃便饭，由周恩来与王若飞作陪。
9月20日，《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宴请中共代表团一行，毛泽东携周恩来等欣然应邀出席。宴会中，毛泽东感念在三四十年代只有张季鸾主笔《大公报》拿共产党当人，自始至终，十分友好。当时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非常贸然向毛泽东建议:“共产党能否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面对这一非常敏感话题，没有回避，而是幽默答道:“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宴会结束时，依然兴致勃勃的毛泽东，应众人之邀，现场泼墨挥毫，为《大公报》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这是对张季鸾主笔《大公报》15年间，坚持“四不”精神，把中共和国民党平等看待，不称红军为“共匪”，多次派记者采访报道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八路军，促成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并夺取抗战胜利立下的功勋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