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仁（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因为当时国民党官方是封锁来自共区的所有的情况的，当然双方都在妖魔化，国民党骂共产党叫共匪，共产党骂国民党蒋匪，相互妖魔化，但是张季鸾很冷静，张季鸾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红军也好、共产党也好它是作为在中国当时来讲，社会影响很大的这个政治势力，那么中国上上下下不仅知识分子，还有普通的民间的百姓都不知道，那么这个对中国来讲他是没有什好处的。
傅国涌：那么到了范长江报道红军走的那条路的时候，他对红军的同情就越来越多了，包括报道徐海东、报道刘志丹、报道中央红军达到陕北这些，他都是用一些比较中性的立场来报道的。
解说：1935年《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报道了长征后九死一生达到陕北的红军，这些文章轰动全国，扩大了人们对共产党及红军的了解和认识，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
方汉奇（中国新闻学会名誉会长）：因为很多人是看了《大公报》的社论开始了解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和这个主张，比如当时提出北上抗日、提出一致对外，有助于全国的受众，对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他对共产党还是帮过忙，而且这个忙还不是小忙，是帮了大忙，很多人就是看了《大公报》的社论、看了《大公报》的报道，比如范长江的系列报道同情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厌恶反对蒋介石的政府。
解说：1937年2月15日，范长江在津沪版《大公报》发表《动荡中国之西北大局》，报道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与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口径大相径庭，蒋介石大怒，申斥正在南京的张季鸾，认为不应当发表这样的文章，但张季鸾仍然坚持让《大公报》刊发范长江的通讯。
牛济（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毛泽东在接见《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叫孔昭凯的时候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
刘宪阁：抗战爆发以后，汉口的《大公报》就张季鸾主持的汉口的《大公报》相继披露过平行关大捷，叶挺将军以及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讲话，那么起码我们可以看到张季鸾对共产党人是没有偏见的，他还是愿意承认这样一个党派，特别是在抗战这个大背景下，都愿意打日本的话我们当然是愿意支持的。
傅国涌：抗战发生之后《大公报》还发表了一些毛泽东的报道，发表了一些朱德的报道，那些都是比较平衡的，都是国民党不太喜欢的。应该说他是站在一个第三方的客观立场基本上是恪守了这个。
刘宪阁：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其实已经比较紧张，1941年的6月17号左右，毛泽东向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发了一份电报，电报全文就是说，能不能设法请张季鸾、王芸生他们在蒋介石面前去想办法说两句话，转换一下紧张的国共关系，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快，6月22号就发生了苏德战争，紧接着当时张季鸾身体也不好，那么这样一个建议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就没有实现，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很可能就会改写现代中国史的一些进程。
解说：张季鸾知人善任，延揽了许多青年才俊为《大公报》写稿，范长江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够出任新华社社长，跟他当年曾任《大公报》记者的履历密不可分，建国以后毛泽东说《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毛泽东还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客上宾，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傅国涌：他里面一个记者比如说萧乾这样的人，他们所做的一些大手笔，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道，这些系列的报道，这种手笔迄今为止都是高峰，都是很难跨越的高峰，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报纸做到这样一个水准当时对联合国的一个现场报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报道。
解说：王芸生、徐铸成等人都是张季鸾培养出来的新闻大家，张季鸾作为一代宗师对后来者影响至为深远。
张育仁：陈布雷就认为徐铸成的才华仅仅是搞报纸太屈才了是吧，就说我介绍你加入国民党，我跟蒋介石先生说我介绍你，但是徐铸成受张季鸾的影响，他说布雷先生恕我直言，一个人加入一个党派，就像一个女人要选择一个丈夫一样，是很慎重的事情，如果选择错了他这一辈子就完了，他说，所以在加入党派的这个问题上，我作为一个民间报人，我抱独身主义，这个独身主义说的多好，《大公报》张季鸾的影响不仅要影响他们这一批人，而且影响了他们下一批的重要人物，因为徐铸成《大公报》出去的，他创办《文汇报》他是按照《大公报》的模式来创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