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民间学者）：大公报这个时候是到了就是说已经是卢沟桥事变之后已经到了没有余地了，没有后退的余地了，只有奋起抗日了，所以《大公报》只能是扑上去，所以《大公报》牺牲了几个报馆，上海也牺牲了天津也牺牲了汉口也牺牲了，然后在重庆和香港办的后来香港也牺牲了，《大公报》你说牺牲了多少家报馆。
牛济：《大公报》从来没有在敌人的铁蹄下办过一天报纸，这正是中国人的中国报人的气节。
影片片段：国家作战必需宣传，因为宣传战是作战的一部分，而报纸是向公众做宣传的，当然要义不容辞地接受这任务，国家今天有权要求任何人民去上前线去效死，有权要求人民献产或毁产，那么做报的人起码当然贡献一张报于国家听其统制而使用。
解说：国事飘摇的1937年夏，张季鸾五十寿辰刚过，他唯一的儿子张士基出生了，张季鸾喜出望外，他对人戏称多年奋斗私人成绩仅此块肉略可告慰古人耳，孩子满月时亲朋好友国府高官赠送的金银饰物堆成了一座小山。
李赋英：后来张先生就和他的夫人商量，他说是国难当头，我们的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的民众呢在敌人的炮火中大量的伤亡，那么我张某人怎么可以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呢，咱们把这个巨款捐献给租界的难民吧，他的夫人倒是很明大义的，就同意了，就是想留下来两件作为纪念品，就是两件很好玩的东西，她想把它留下来，张先生就说他说是你就知道镐弟（张士基的乳名）可爱，好多比镐弟还要可爱的孩子失去了父母，他们非常盼望有人救助，他说你看呢，后来陈夫人就是把所有的全部都捐出去了。
解说：多年以后张士基说父亲给我的礼物找到了一个最理想最难忘的存放之地。
牛济：他这个人为人非常清廉，在他过50岁的生日时候有人以万元为先生收，有人送给他一万块钱，当时他经济正在拮据中，他说我在报社如同守节一样现在到快立牌坊的时候了，我岂能为这一万块钱把牌坊丧失掉了。
解说：1940年1月，张季鸾在《大公报》上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号召人们抗敌锄奸，在国内外引起极大轰动，对日主和派从此偃旗息鼓，义愤填膺的各地民众纷纷铸造汪精卫夫妇跪像，警示汉奸及其卖国行为。
刘宪阁：《日汪秘约》披露以后原来对汪精卫还抱有幻想的那些人们就是终于彻底清醒了，就觉得汪精卫还是因为个人的私欲已经真正走到了卖国的那条路上了。不能够再为人们所认同，因为此前人们还是认为，他毕竟是党国的一个领袖，但是现在他已经把国家卖到这个地步，香港《大公报》开始发这个东西开始，国内各地，包括上海地区报纸都转载包括内地的，就是坚持抗战区域的这些地方，都在转载并发表评论，而很多消息的源头，也都是以《大公报》这边开始的。《大公报》的国际国内影响力，一下就打开了。
影视片段：我们的抗战，是建筑在人民团结及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全国四万五千万同胞，除了民族败类以外，要部分党派，共同一致，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目标下，精诚团结、共御外侮。
解说：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此前，东方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得到过这项殊荣。颁奖辞中说，该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时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大公报，也是张季鸾一生的巅峰。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高负荷的工作与精神压力，长期身患肺病的张季鸾刚过50岁，便已十分羸弱。
李赋英：他当时得的就是肺结核，那个时候肺结核就等于是现在的癌症了，就是一种不治之症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静养，可是张先生当时他国难当头嘛。他根本没有认为他应该休息，他还是在拼命地工作，那么用什么来支撑他的工作，支撑他的身体呢？他就是抽烟，就抽烟，抽的很凶的，那个样子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坏了。
解说：日寇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妄图在摧毁中国城市的同时，摧毁中国人的精神与抵抗意志。
影片片段：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
敌机来了，毫无抵抗力，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来安慰国人呢？
现在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在最近十天，天气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间割下金色的稻子。有了粮食，就有了战斗力。
视频回放：三年来的经验，已使重庆人学会怎样在敌机空袭中生活，人们既不因空袭而停止呼吸，而许多工业，照样在防空洞中从事生产，让无聊的敌机来肆虐吧。我们还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粮足了，兵也足了，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解说：《我们在割稻子》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拘的气节，《我们在割稻子》成为张季鸾的人生绝唱。
1941年9月4日，蒋介石赶到中央医院，探望弥留之际的张季鸾。据报载，蒋握着张的手，望着他清瘦的病容，眼睛似有晶润，呐呐数语，情意深重。
1941年9月6日，报界宗师张季鸾在重庆辞世，终年54岁，撒手人寰时，他粗布长衫的口袋里，只有十元法币。妻子陈孝侠说：张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孤儿寡母的生活，全靠《大公报》同仁，及亲朋照顾。张季鸾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财产，只有他的精神风骨，令人高山仰止。
（张季鸾追悼会）
解说：张季鸾的葬礼悲极哀荣，前往吊唁的既有国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国民党大圆孔祥熙、宋子文、于右任等人，也有来自中共高层的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
张育仁（重庆师范大学教授）：1941年9月，张季鸾在重庆鞠躬尽瘁，那真正是累死的，抗战累死的，那么国共两党，和民间的各派政治势力，举行了陪都历史上对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最隆重的悼念活动，这种悼念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人，获得如此高的哀荣，而且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张季鸾的评价，各自都用了两个词，对“国家的忠诚”。
解说：1942年4月29日，张季鸾魂归故里，灵柩抵达西安，三千余人在西安西郊迎候。9月5日，全国新闻界及陕西各界，公祭张季鸾大会在兴善寺举行，蒋介石亲临致祭，9月6日，西安南郊竹林寺，举行张季鸾公葬典礼，当日西安下半旗致哀，10万余人公葬了一代宗师张季鸾。
王峻春是张季鸾资助的30余位学子中的一员，1942年在张季鸾的灵柩，归葬故土的公祭典礼上，他负责唱礼。
王峻春：把几十亩麦子都踏完了，蒋介石也去了，蒋介石也去了，那天那光景伟大的很，精神上的伟大，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是难过，我都流泪了。
解说：王峻春老人目睹张季鸾的照片，禁不住热泪盈眶，在接受完采访的16天之后，老人如同了却了一桩心愿，安详离世。
曾子墨：张季鸾去世不到十年，属于他的时代，在中国大陆戛然而止。此后，他渐渐被人遗忘，他的墓园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历尽劫波，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张季鸾的精神，却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用三十年的时光，三千余篇稿件，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灿烂的光芒。于右任说：先生积三十年之奋斗，对国家有大贡献，对时代有大影响，其言论地位在国家，在世界并皆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