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回广州赚了个清静的年。年前开始，广州市人口开始了大撤退，外来打工者大量离广回家过年，本地人也纷纷外出旅行，直到年初六，家附近的街道大致清静，行人疏落。城市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熙熙攘攘的热闹，显得空阔。
拜年的形式多改为电话短信电邮了，坚持上门拜年的亲友也比往年少。中学同学本来喜欢趁年假茶叙饭叙，今年也免了。后来才知道不少人要替保姆护工值班照顾老人。过年图个家人团聚，没有理由不让人家回家。保姆走了，职责只能由家人分担。
我自告奋勇在那几天里看顾母亲，陪她起夜，帮她洗浴，听她唠叨。这些事琐碎辛苦费神。但那是自己的妈，没什么可抱怨的。以往和老同学老朋友话聚，原来许多人家都有照顾老人的问题。不到万不得已和无法应付，大家都不愿把老人送到老人院，把他们留在家里尽最后的孝道。我们常笑称我们是中国最后一代孝子孝女，自己真轮到那天，有经济条件的便上私家老人院，没有的只能靠政府安排。独生子女的家庭很难想像能出现这样二十四孝的画面了。
母亲是个明白事理也很好强的老人，能自己做的事决不麻烦我们。她做自己的事时，我们也得到了些宁静的时刻。在过年的清静中，我想得最多的竟是“安乐死”。我常说只有一件事能推动我上街，那就是争取“安乐死”的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