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与我的创作毫无关系”
但在很多会后“没有联系”的作家看来，“结对子”多少有些形式化。
青年作家游睿在2009年被通知与周火岛结对时，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人。那时他正需要一个导师，“因为原来全是自己一个人探索，没人指导，认为这个机会很不错”，当时理想人选是莫怀戚。但文学院通知他是一位叫周火岛的作家，游睿去查了他的资料，发现他写中篇和长篇，而自己写的是短篇和小小说，“内心深处我觉得他与我的需求有一定的差距”。加上当时游睿身在开县，很难有直接的交流机会，所以他没有主动找这位老师联系。
作家那夏亦是如此，她在会后也没有与自己的结对作家陆大献联系（该作家在2011年去世）。她称其中原因一是自己在外读书，机会有限；同时也是因为自己不好意思，“由于年龄阅历差异，怕唐突联系尴尬，而且当时的会议缺乏两个人正面交流的机会，没能一起探讨，后来就更难了。”她如是说。但所有受访青年作家都认为，青年作家有“结对”或交流的需求。“没有联系”的几位作家也表示，至少这个活动让他们认识了其他作家，更接近本地的文学圈子。
当然，这些结对“失效”的青年作家并没有因此创作乏力。2009年至今，游睿出了6本书，其中《鸡皮疙瘩》入选了“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大型文学丛书，跨度百年，囊括中外，王蒙作总序，陈建功、雷达等8位知名作家、学者担任顾问）。那夏2009年至今也出版了自己的4部作品（青春言情题材）。
与之相对应，那些结对“有效”的作家，也并非人人都迎来了创作高峰。李军洋被一位圈内人士认为近几年创作不在状态。老作家刘运勇认为他的结对对象杨雁粤因为工作、婚姻的关系，很多创作计划没有完成。
“因土壤贫瘠而更有意义”
无论是因为结对子而受益很大的刘辰希、刘景南、李姗姗，还是“没有联系”的游睿、那夏，他们对活动的评价都是肯定的。“但前提得是这些老作家真正关注青年作家的作品，老师的水平应该是高的，如果找一个水平相当，或者只是在小圈子内被认为在某方面擅长的老师，学生也会很为难。”游睿说，相比采风、结对子，他更期待对作品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会等活动。
刘景南认为“结对子”提供的是“外在的帮助，出版机会、宣传机会上的帮助”，作品则需要靠自己的造诣。“客观地说，这种活动仍然是有些松散的，没有正规化、程序化，应该更固定一点。在重庆这个文学土壤贫瘠的地方，它显得尤为有意义，关键是具体怎么发扬这个活动的好处。”
他们充分肯定这种活动的平台意义，却对其对创作上的帮助各执一词。“如果仅仅是为了培养作家，可以不结对子，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这个平台让很多闭门写作，或是对生活认知比较少的青年作家，从老作家身上得到一些引导，其次才是作品上的交流。”青年作家李军洋如是说。
结对子受益者刘辰希也赞同文学创作不可教，但他认为文学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前辈的经验之谈绝对有可取之处，且会让青年作家受益良多。‘结对子’的意义是为青年创作者提供更多与文学圈接触的机会，找着门在哪儿。没有赵长天，哪有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
2013年末，新一批作家结对子名单出炉，青年作家邓雅心是其中一员。她否定“创作是不可帮的”：“第一，作品是不可复制的；第二，创作的主要决定权在于作者。不论是好的意见不好的意见都要听，并且要有能力选择，这是最难的。假设10句话有9句是废话，总有一句话是有用的”。她就曾在创作一部长篇时突然停滞，随后向结对作家邓毅寻求意见，邓毅告诉她，这时候快速地推进情节或许会有帮助。
即使活动中部分结对作家会后“失联”，但刘景南认为，有活动和没有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你就说《萌芽》的新概念大赛这个活动包装出郭敬明、韩寒等一批作者，这些人又启迪了多少人写作？活动不是不重要。写作的确是靠个人，但社会如此，没有外在的动力很多事做不了。”两个小时的相处里，沉稳的刘景南唯一一次激动之处，就是谈到当下的环境。他认为，重庆的活动还不够多，还需要更多经费、更多活动，去向全国推广重庆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