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沙坪坝星巴克的大厅里，伊格尔·恰布朗斯基（Igor Chabrowski）喝着咖啡，对重庆青年报记者说：“你们总是骄傲于自己五千年的历史，但历史不等于文化。”
十分钟前，他刚刚翻看了记者带给他的一份《重庆青年报》，虽然中文不是很好，但他却对我们4月10日编译的一篇关于他对川江号子的研究成果表现出了不加掩饰的高兴。
随后，当记者指着他的原文，试图更加深入地了解某些观点时，他开始了侃侃而谈：“船工起源于巴国的结论站不住脚，甚至连巴国是否存在我也很怀疑……”
其实，这也是我们用两周时间寻找他的目的。
对底层群体研究较冷淡伊格尔·恰布朗斯基，波兰华沙人，现在是牛津大学历史学者。他从2004年到中国旅游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更为吸引他的不是代表威严和秩序的华北，也不是充满了文化情怀的江南，他选择了“偏安一隅”的重庆——它的船工群体。在接受重庆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正好在重庆进行三个星期的停留，为自己接下来的出书做准备。
他说：“中国的文化是统治者的文化，是一部关于皇族、皇权、官僚和文人的历史。”西方对此的研究也难逃怪圈，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宋代以后，宋代以前的研究寥寥。“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文字的限制，中国的古汉字太难。”“以近代的历史来说，西方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就两个主题，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再无其他。”
恰布朗斯基从一开始就想着要研究普通人、底层人民的生活，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变化对他们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在查阅了明代和清代的地名和故事、清代竹枝词之后，他说“船民的历史让我非常感兴趣”。
“他们是底层群体中最有知识的群体，因为常与外界接触，所以见多识广”，“因为与坐船人的各种信息交流，他们了解市场、地理和宗教等各方面的信息”。在打破区域封闭中，他们比一般农民懂得更多，因此对船工的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他打算对船工这个群体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如船工的社会组织结构，他们都从属于一个叫作哥老会的组织。他们平常就在茶馆里喝茶交流，劳作时推荐工作。但正是这样一个非正式组织，却限制了他们起来革命的斗志。他们虽然地位低、劳动强度大、居无定所，但“不想改变全社会”。
巴国没有得到世界公认
在恰布朗斯基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对巴国葬船的发掘（这个成果可以在重庆三峡博物馆看到，即船棺葬），为早期的河流运输提供了物质证据。但船工起源于巴国的论据站不住脚。”
他称，一方面，巴国并没有得到世界的公认。尽管在三峡大坝修建中挖掘出了大量的实物，也有一些古籍的记载，但是国际社会仍然没有搞清楚巴国是什么，巴国人是什么。“老是说什么秦灭蜀、秦灭巴，但巴人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是中国人吗？”“中国的文化是从北方发源的，那时候跟南方的联系不多。而且中国有很多王国、很多不同的地方文化，而很多文化之间是没有关系和延续性的。”
“中国人老是认为中国历史是一条长河，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历史就必然跟文化有关系。”但是他认为，中国文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由各种短的直线纵横交错构成的一部曲折的文化历史。“直到18、19世纪才开始建立联系，之前一直有各种断裂。”他在论文中曾这样援引保罗·史密斯的文章称，“在元朝入侵和明清过渡时期，该地区人口几乎灭绝，人口延续性断裂。此外，清代中叶湖广填四川，从18世纪对语言和制度的考据表明，当地的传统只有短暂的连续性。”因此，文化中断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往往跟前一个朝代的社会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在前清时期，四川东部的河流尤其是长江上游并没有可行的贸易路线，相反，主要是用于军事和官方沟通。而跨省间的封闭是从18、19世纪才开始打破。他在文中称，“18世纪跨省贸易，19世纪区域繁荣和城镇化的发展为河流运输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会。船工，是从这场贸易革命中衍生出来的社会和经济群体”。至于之前有没有，他表示不知道，因为史料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