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工与船vs船工与号子
一般来说船工不是都应该在船和船运产生时就伴随而生吗？这个观点得到了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蓝勇教授的肯定。毫无疑问，“船工显然是和船一起产生的，有船就有船工”。蓝教授称，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船，如独木舟。而船棺葬至少出现在战国到秦朝的这个阶段。“船工嘛，操作船的工人。”船工理论上是和船相伴而生的，而至于真正出现在什么时候，无法考证。而中国学术界也没有刻意地去追求最早的起源。
按照蓝教授的说法，川江号子应该是船运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出现的新事物。“因为号子所起的作用是在上水的时候，几十人、几百人需要在船负载重物时协调步伐！”目前对于川江号子的最早起源，也只见于唐宋时期的记载。宋人郑刚中在《思耕亭记》中有“怒水急号相呼应”的说法，而这其中的号就是指的“号子”。蓝教授说：“因为很多历史的东西没有依据就不敢说，实际的时间肯定比这还早。”
他的观点得到了川江号子的重庆传承人曹光裕的认可。曹光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川江号子的起源是跟群体劳作有关。他说：“从川江航运史来推测，应该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长途航运开始兴起，一旦是长途，船就要做大，船一大，需要的船工就多，船工一多就必然要统一节奏。”
而将船工和贸易建立起联系，这在蓝教授看来是个“伪命题”。船工和号子是两回事，船工的一个职责是喊号子。并且船也可能是民用的客船，为客人提供方便时“也需要纤夫”。
并且中国的区域贸易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蓝教授以杜甫的诗句“门泊东吴万里船”，称“四川的盐、东吴的丝绸贸易早就开始了”。曹光裕也从川江号子的角度称：“号子不仅是物流贸易，三国赤壁之战也基本是江船之战啊，要统一节奏必须击鼓和喊号。
新角度看中国历史研究
尽管蓝教授不同意恰布朗斯基的部分观点，如在文化传承上，他认为虽然中国历史在文化传承上是有中断，但是并不是100%中断，很多文化也还是传承下来了。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商业运营就有号子，有船就有号子，这些都是简单思维”。
并且在他看来，“我从来没有说过船工起源于巴国”。虽然他不排除其他学者有可能这么说，因为他们可能是基于提高自身民族文化地位的角度。除此以外，还有被强化的“巴渝文明”。按照恰布朗斯基的说法，西方对于巴国和巴渝文明是存疑的。蓝教授称，“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西方学者和中国人的国家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习惯将巴国这种相对独立的部落称为国家，实际上这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一样，只是小的民族政权，是方国的概念。
而巴渝文明是在重庆直辖之后，为了体现文化的独立性而特意进行了强化。“巴渝文化实际上是巴蜀文化里的分支。”从更多文本而不是音乐旋律的角度对川江号子进行关注，蓝教授认为这是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在过去的中国研究中，的确对皇族、文人等关注过多，而对于底层人和普通人研究过少。“但可以看出来，这个外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也是相对陌生的。实际上，我们这十几年一直在改善。”
而曹光裕则认为恰布朗斯基的研究只能作为学术参考，川江号子从传承的角度讲，音乐的价值不亚于其他。“川江号子是我们民族音乐的根，聆听祖先的声音，引领我们回家的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远比研究更重要！"（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王莉)
我做的是最后的研究历史不等于文化。中国人老是认为自己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明，这是“民族主义”。是，中国历史有五千年的历史，地大物博，但是文化却不是一条直线。它是由多条短的直线最终汇聚成一条“曲折”的直线。一个国家出现又灭亡，然后又出现了别的国家。这个前后的国家之间不一定会有必然的联系。
并且当人口延续性断裂时，当地的传统也会出现连续性断裂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文化似乎就是一个背包，里面什么都有。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可能文字上会有继承性，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会存在理念的差异。
其次，历史需要你用证据才能说话，不能造历史。当资料很少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依据来说话。一些历史东西可能早就存在了，但是我就是不能这样说，只能说“可能”。如埃及、伊拉克等，因为他们有文字留存，资料很多，所以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有这样一个文明，包括后来的罗马帝国。历史是不能编撰的。
一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书籍可能比较认真和真实，但是不能排除有些作者为了扩大自己的读者群而写得不那么真实。四川那边有个三星堆，三星堆的原始雕刻很有名，但我不知道三星堆和蜀国文化的关系。很奇怪，我没有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
另外，应该要关注对本地和底层人民的研究。在20世纪，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变化，我认为这个变化不但体现在政府政策上，而且也体现在社会动力方面。看底层人民的历史能让我们明白中国社会最近一百年的历史特点与经历，也了解中国历史有着很多不同的阶段，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角度。
我的一点感悟是，我所做的可能是最后的研究。非遗文化就是已经没有了的文化，这个文化已经停止。川江号子的研究已经失去传统的船工作为基础。新时期的船工与过去的船工又有很大的不同。很多的研究都是最后的研究，号子不是艺术，不是漂亮的东西，是工作的工具。而这些号子和号子的传统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学习现在好的东西，如音乐的东西、号子的分类。当然，研究目前还不够。（文/恰布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