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师生举办题为“东亚纪录片製作与社会运动”的展映交流活动，自韩国、中国请来几位纪录影像创作者共同探讨。中国同性恋导演崔子恩放映虚构非虚构混杂作品《夜景》（二○○五）与纪录片《志同志》（二○○九），都关于中国同性恋文化。放映后的问答讨论中涉及如刻意模糊纪录与剧情，造成一种“悬置”状态，及口述歷史、表演性、虚构等多重重构问题。同性恋文化消费主义倾向及与社会阶层、权力关系的互动是我关心的问题。崔子恩也对“粉红经济”保持警惕。
崔子恩同样对“同志”政治隐喻和国际权力关系有敏锐认知。“同志”自俄语词而来，此俄语词在一九一八年“十月革命”后出现，是阳性词。在中国左翼政治中，尽管有“男同志”、“女同志”之称谓，他认为本质上是男权中心词。同性恋人群反讽性使用“同志”颠覆革命话语，但并未对其性别意涵有何批判距离。他未来会用“酷儿”这样更去中心化的词，所以下部影片可能会叫《不是志同志，而是志酷儿》。
崔子恩讲到中国内地很多人常说中国独立电影运动与同性恋运动都是自发反抗、无组织中心的，在他看来，中国的独立电影是有政府的，只是政府在西方（资金来源、放映及评论支持）；中国的同志运动也是有组织中心，中心也在西方（国际组织及NGO等的作用及西方理论）。这些关于道德及“政治正确性”的批评都似指出“皇帝的新衣”，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