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最是缅怀先人的日子。可是我再也见不到我那裹?小脚的姥姥，因为她已经走了九个年头，如今想起她老人家，我仍是悲情难抑。记得那是二○○六年的冬至，天气湿冷，郑州市的大街小巷被大雾笼罩，彷彿一切都在混沌之中。快过年了，姥姥在豫东老家不知生活得咋样了？天热的时候我盘算?回家看看她老人家，但由于忙一直没有成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晚上八点多家父打来电话，告诉我几天前姥姥已在原籍商丘柘城老家去世了，悲痛迅速笼罩我全身，我浑身颤抖，泪如泉涌。妻子一把扶住我说：“放声哭吧，别憋?。”于我而言，世上最善良、最勤劳、最仁慈、最亲的人，在我四十八岁本命年间永远地离开了我。
姥姥生于民国初年，是典型的旧式小脚女人，从没受过教育，思想守旧，一辈子仅穿过黑、蓝两色对襟长衫，至死没有穿过一件现代服装。姥姥命苦，不到三十岁，姥爷就因病撇下四个年幼的子女离开了人间。那年我母亲作为家中长女年仅七岁，最小的舅舅刚满一岁，在旧社会一个农村妇女拖?四个孩子，其艰辛难以想像。姥姥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纱织布，每天都干到黎明鸡叫才合眼睡上一会。由于劳力不够，我母亲七岁时就在织布机上学织布，就这样姥姥拖?一群未成年孩子，硬是在七至八年间盖起了几间瓦房，购置了几亩薄田。农忙时，姥姥还能僱几个短工干活，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户”。
我出生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父亲在省城工作多年，母亲也从农村来到郑州进纱厂当了工人。由于母亲上班，刚出生的我没人照看，父亲与老家的奶奶商量，希望能照看我几年。奶奶是个一辈子享受的人，只能别人伺候她，从没有伺候别人的道理，听后一口回绝。随后，父亲写信给姥姥，希望她能来，姥姥二话没说丢下老家的儿孙隻身来到了郑州。那时，姥姥已是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农村妇女。
从我记事起，姥姥就经常给我讲姥爷的故事：“你姥爷是一个威武、英俊的人，外出总是戴?红缨子帽（像京剧林沖那样的装束），好打抱不平，是远近有名的好人，人缘很好。”说这话时，姥姥眼里总放出少有的光亮，充满欣慰、自豪。小时候，我总问姥姥：“京剧演员李少春在电影《野猪林》中扮演的梁山好汉林沖，武功高强，姥爷既然也是那一身打扮，应该也是武功非凡吧。” 姥姥到哪都闲不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母工资低，孩子多，我家生活非常困难。为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姥姥每天都到省政府招待所拆洗棉被和床单，挣几个零钱贴补家用。
三年“自然灾害”（一九五八─ 一九六○年）对我们家简直是灾难，为救命、救急，姥姥经常拖?两岁多的我回老家，直到现在我对姥姥家还有印象，土围墙上长满仙人掌，土坯茅草房，颳起风来房子四下透气，呼啸带哨。自然灾害那几年，姥姥虽然人在郑州，但心里时常挂念在商丘柘城的一家老小，常藉故回家看看。我记得姥姥每次打老家回来从不空手，总是偷?带些食物，布腰带、衣服里都是藏粮食的地方（当时如果谁在火车上携带食物，轻者没收，重者拘留）。姥姥凭?机智勇敢每次都能“胜利”完成搬运“任务”。
姥姥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从不掩饰“亲男疏女”，经常称呼我为“相公”，为此，姐姐非常不高兴。姐姐问姥姥事情时，姥姥总是有一声、没一声，随便敷衍几句，直气得姐姐经常向父母告状。但姥姥依然我行我素随你告去。姥姥的“偏心眼”也是这样“光明磊落”，一点不加掩饰。
小时候的我，特别调皮，常故意惹姥姥生气，说她是“剥削阶级”，这时姥姥总假装生气地说：“小鳖孙，说我是剥削阶级，我剥削谁啦？我是靠双手干出来的，你看看。”说?撸起袖子：“我这手和胳膊都是累弯的，要不是我，那有这一大家子？” 我从小就与姥姥睡一张床，无论我长多大都是如此。我第一次看见姥姥缠裹的小脚时吓了一跳，她的脚除大拇脚趾是直的，其他的全是?断、跪?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我曾天真地问姥姥：“您的脚为啥和我们的不一样。”姥姥总是说：“过去的女人都要裹脚，大脚女人是没人要的。”
姥姥“护短”是出了名的，无论我走到哪，她都在后边跟?，生怕其他孩子欺负我，结果导致我五岁上幼儿园，八岁上小学。由于天生“愚笨”，上小学时只会十以内加减法（可以掰手指解决）。上二年级时，“文革”正式开始，像我这样的“超级傻子”也和同时代的许多“弱智”孩子一样，全部读到了中学毕业，这有赖姥姥的疼爱和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