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政策现状备受舆情诟病。教育加以“文化产业”之风侵入高等院校，更形成趋利的办学倾向。师道既不受尊，师生之义也呈乖离优良的学风，难于振起。
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儒家的经典是重视教育的。班固在《汉书》提出“尊师重道”的严肃意义，成为学校教育不能忽视的原则。以承传儒家自负的韩愈，写了一篇《师说》的文章，文笔简洁流畅，阐述师道之尊：“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古之学者，“也必有师”。韩愈也鉴于当时社会不重视求师学习的不良风气，特以说理的论证指出不论贵贱长少，都应该虚心尊师学习，甚至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虽然以名文传世，可是他仍认为“师道之不传久矣”。
“师道不传”，其实比较远古而言，如今突出了！放眼试看，有多少高等院校尊师？过去曾有一级、二级……教授以评待遇，今多以行政制度的等级论薪酬了，学术的含义也淡化了。回顾蔡元培，张伯苓之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时代的学风，西南联大处于艰苦环境之中师生奋不顾身钻研学术的自觉自励，以迄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的教学研究，以及循循善导学生所表现的精神……尊师及优良的学风，令人不胜追怀景慕了！
新中国诞生以来，由于歷次的政治运动，师道更受损害。有诗人邵燕祥描述师道的悲哀……
问君何事最难忘 此是平安旧战场
未必文章真似土 不图批判竟如枪
爬剔假理成真理 怀抱愁肠揽热肠
家事国事天下事 肯从妾妇话沧桑
“文革”结束了，当改革开放的路线政策实施以来，改变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大好形势达三十年，却又不幸被“向钱看”的逆流冲击与诱惑，社会诚信道德滑坡，师道的尊严，也被害群之马所损，他们为师不自重，不择手段在学术上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盗版之风祸延高等院校，迄未禁绝。师道既不受尊，优良的学风怎能培养？更出现一个“教授”辱骂香港同胞而丑名远扬，严重影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不反省己过，反而沾沾自喜，这样的“师道”能不令人齿冷么？
师道的尊严，是不能忽视的。《大公报》具有崇高威望的政论家张季鸾，曾身歷百年来国家民族积弱落后，所受西方殖民主义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深深感到“教育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之大事。他曾痛陈大学教育不能沦于商品化，指“大学是教育机关，不是官署，也不是军队”，“一种教育的效果，养成各种专才，全靠师生之间长期的施教，授教，锻炼陶镕”。季老特别强调要建设良好学风，达到国家教育的目的，都要以尊师为解决的枢纽，季老认为，“要尊师，必须由政府尊师起”，慎重选任大学校长，在季老心目中对大学校长“一定是国家第一流人才”，是“献身教育的教育家，对国家建国大业有了解，有热诚，有抱负”，“在学术上能领导，道德品格上也可称楷模”。季老重视“教授治校”，需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师长得以执行启导学生的责任”。
季老回顾歷史，还沉痛指出，“明末几位大师在国破家亡以后，抱残守缺，兴学传经，而其精神竟能支配中国三百年，到底出现了辛亥革命。”他说的几位大师，就是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于清军南下之时，曾招募义勇反清，失败后从事著述讲学，主张诗文反映现实，表达真实感情，一生著述五十馀种影响极大。王夫之就是王船山，明亡，在衡山举兵反清，最后退到湘西，筑土室于石船山，潜心著述四十年。顾炎武，明亡后在江苏吴江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弃家远逃，在北方考察山川形势，一生关心国家大事，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提倡为人要有“松柏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的精神和气节”，与黄宗羲，王夫之被尊为“三先生”。他们都是严师大儒，教育思想影响巨大深远，可说是师道的楷模。
说到这里，不禁联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摧残，当时的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的名师教授也曾保持师道尊严，对“四人帮”作过抗争，举季羡林教授写的《牛棚杂记》可证。还有也是师道人物的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牟宗三、徐復观，于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为维护、弘扬中华文化，使不致受“文化大革命”的绝对否定，以新儒学向海内外宣传，产生影响。后来北京举行过新儒学的研讨会，从而对恢復传统文化的经典教义起了一定作用。
通过明末、“文革”的歷史，可证明师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脊樑，是五千年来立国而不消亡的根本保证。不论当代、后世，尊师重道的标准是孔子写的《儒行》，尊师、自尊，概括其核心的提示是“见利不亏其义”，“可杀而不可辱”，“身可危而其志不可夺，不忘百姓之病……”
师道的尊严何在？就在教育制度以民主法治改革，尊师重道，为师的不受功利化影响，就在实践“儒行”的精神。
註：文中所引张季鸾的谈话，均见《张季鸾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