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三十年代的作家中，我比较偏爱沈从文的作品，尤其是“牧歌”式小说《边城》和许多类似《湘行散记》式的散文及随笔。那种行文的低调和质朴，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总是可以将文学的意境直逼我的内心，激起对生命的珍爱。但正是这样一位热爱生命的作家，命运中却总是充满了悲情，特别是他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的离乱更是不堪。最近去书店，看到新星出版社去年十二月新出的《沈从文家书（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便毫不犹豫地买来阅读，我想从中感受作家离乱期的郁虑深忧。

　　在那个充满浩劫的年代，作家写作的权利被剥夺，这相当於剥夺了生命的权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信，将他的文学才华融入到一封封的家书之中，只有家书才可以隐约地表达他心中的块垒，因为家人不会出卖他。十年时间里，沈从文共写下八十三封家书，每封都是那麽地情真意切，真的是“家书抵万金”。

　　沈从文的第一封家书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从北京的社会主义学院发给在湖南凤凰老家的大哥沈云麓。在信中，他告诉大哥，刚成家不久才做上父亲的次子沈虎雏和妻子，以及“只有一岁多的孩子”沈红调往四川自贡工作，这是这个大家庭的第一次大离别，从文字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欲言又止的凄楚。他已经敏感地觉出国家的变化，他在信中和大哥说，“今後有许多事变化必十分大，你手边若还有点点钱，可决不要随意花去。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回到家乡的。”并说，“社会变化大，变化大，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浮沤，十分轻微渺小之至，小不谨慎，即成碎粉。”信中，他把家事和国事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深感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困境和不测。之後近一年时间里，沈从文每个月都给远在自贡的次子一家发去一封长信，充满了想念之情，可见对亲人的牵挂是何等地强烈。接，视如亲生的侄女沈朝慧因户口注销，也开始流徙，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在远去，沈从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一九六九年秋天，妻子张兆和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是对沈从文最大的一次打击，他在给大哥的信中说，“自己将恢复四十五年前独自生活”，“要好好活下去，战胜一切困难”。他连续给妻子写信，谈自己，谈北京的混乱，谈他们共同的牵挂。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去信的开头写道，“市面十分清静，一切如平时。故宫景山前街一带，木叶明黄十分好看。完全不像有什麽事故发生，事实上社会却在大变化。”这是一种抒情的笔调，但其中却夹裹过多的哀怨和对国事的忧愁。在张兆和下放三个月後，沈从文自己也被疏散到干校，这是这个家庭的第二次大离别。

　　在干校的日子里，七十多岁的沈从文受尽无休止的批斗，心脏病、高血压随时会夺去他的生命，可他每天还要到乡间劳动，看鸭子、扫女厕、看菜园。一位文学巨匠沦为打扫女厕者，其辱之大，可想而知。一次，他指住处附近火葬场高高的烟囱说∶“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後归宿”，其情悲极。尽管如此，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却苹字不提心中的痛苦，即便孤零零地躺在干校的病榻之上，也总是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言搪塞过去，他不能再给远处离散的亲人一点精神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