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总统上任不久即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周恩来作出的关于台湾的一切保证，他不受党派影响坚持这一外交政策，实在非比寻常。1978年他提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方法，以使双方都能维护各自的既定原则：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接受的原则；美国发表声明强调致力于和平改变；中国默许一定的美国对台军售。卡特在和中国大使柴泽民的谈话中亲自提出了这些办法，他威胁说如果美国不对台湾出售武器，台湾将被迫自行发展核武器——好像美国无法影响台湾的计划或行动似的。
最后，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这就为关系正常化设定了最后时限。邓小平没有反驳美国关于期望台湾问题最终和平解决的声明——尽管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就此作出任何保证。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强调说，中国的立场不变，“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关系正常化意味着美国大使馆将从台北迁至北京，北京的外交官将取代台北在华盛顿的代表。作为回应，美国国会于1979年4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国对未来的担心化为对美国有约束力的法律。当然，它约束不了中国。
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需要之间达成的这种平衡说明了为什么有时模棱两可对于外交来说不可或缺。正常化靠一系列的模棱两可维持了40年，但不可能永远如此。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前进需要双方的远见卓识。
邓小平对美国作了规劝之后，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他不肯坐等美国的决定，而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特别是东南亚——努力构建他所倡导的政治框架。
毛泽东会见外国领导人是把他们召到他的住处，邓小平则正好相反——他遍访东南亚、美国和日本，以他自己高调、直率、偶尔有些盛气凌人的风格开展外交。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风尘仆仆地频频出访，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从革命斗士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阴谋的又一个受害者。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是站在另一边的，它曾经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和少数民族中间鼓动过革命。现在大敌当前，这一切都成为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