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睿寅：历史的疮疤，你敢揭吗？

图：伊斯坦布尔 网上图片

　　文|于睿寅

　　近来“土耳其”成为热词。该国一些关于中国穆斯林的不实报道，让原本众多游客心向往之的异域国度，瞬间转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此处并非要谈政治，因为任何新闻报道都难免存在倾向性，而在未透彻了解的前提下做到客观公正，难度极大。

　　这里要谈的一段历史，及一位作家。对他国国情认知存在偏差的土耳其人，即便对于本国历史所知的也是“部分真理”（half-truth）。今年恰逢亚美尼亚大屠杀一百周年的纪念，不可能指望在世的土耳其人（尤其是年轻一辈）对于自己先辈一个世纪之前的灭族行径坦然面对。因为这段黑历史鲜被提及，而为真相登高而呼的本国人，结局参照帕穆克（Orhan Pamuk）。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见容于母国政府、舆论的先例，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到高行健皆是，而二○○六年的得主帕穆克恐怕是最新的一位。帕穆克因言获罪是在二○○五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上一个整十年纪念，只因在接受采访时的一句“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公开谈论此事是触犯土耳其法律的，而帕穆克为这句话既赔了钱，又遭了罪。作品被焚烧，生命遭威胁，充分体会了他惺惺相惜的印裔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当年的“礼遇”。这一切都被帕穆克记述在随笔集《别样的色彩》（Oteki Renkler）中。

　　未立法免牢狱之灾

　　但帕穆克并非心甘情愿地给自己贴上“言论自由斗士”的标签。他在二○○二年的小说《雪》（Kar）中就描绘了一位因为政治立场而不得不远离故土的主人公，带着极度痛苦的色彩。对伊斯坦布尔充满感情的帕穆克不想遭此命运，所以在说那句话时未用“种族屠杀”等敏感的词汇，甚至连杀戮者是谁都刻意模糊。无奈的是对于此事的敏感非但流淌在多数土耳其人的血液中，甚至写成了法律条文。这一“侮辱土耳其国格”的三百零一条款在帕穆克“口不择言”后几个月颁布，多亏“新法办旧罪”未被司法系统采纳，否则帕穆克怕有牢狱之灾。

　　十年过去，大屠杀居然已是一个世纪前的旧事了，但帕穆克依然如故。十年前联名声援他的作家，如厄普代克（John Updike）、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和格拉斯（Gunter Grass）先后作古，而格拉斯三个月前的逝世更是让人再度感叹：我们需要敢于揭历史（尤其是本国历史）疮疤的作家。格拉斯早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后期的作品中毫不避讳，且深刻反省自己的那段黑历史，也获得了多数读者的宽恕。更早之前《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惨遭枪袭，以及又被提及的一九八九年“拉什迪事件”，又让人看到某些群体对于指责其“缺乏宽容”的人赶尽杀绝的同时，恰是用自己的愚昧和愤怒证实了那些指摘。

　　成为真正土耳其作家

　　这也是过去十年里，土耳其让帕穆克惶惑的地方，幸而他看到了改变。二○一○年，伊斯坦布尔几所大学就此主题开办了研讨会，欢迎一切与“政治正确”相反的立场。这是进步。在上月结束的上海电影节上，讲述那段历史的电影《切口》（The Cut）公映，更是证明一国对于任何历史的蒙蔽，不可能逃脱全世界的眼睛。片中来自亚美尼亚的父亲侥幸逃脱土耳其人制造的劫难，却在回归故土后发现妻女走散，于是远渡重洋，终于在美国与女儿重逢。片尾镜头扫到埋葬?亡妻的墓碑，恰证明一百年前的历史纵然埋葬，却不可忘却。

　　故而，帕穆克觉得经历的这十年劫难，让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真正属于一国的作家，理应是不怕揭历史的疮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