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重仅为4%。
这一问题在IMF的改革中同样存在。中国在这一世界顶尖经济组织中的投票权重仅为4%（勉强达到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三分之一），这非常荒谬。
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的投票权重同样严重偏低（比利时的投票权重仍比上述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高）。可以理解的是，新兴国家正开始渐渐疏远美国打造的国际机构。值得肯定的是，奥巴马完成了始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任内的IMF治理谈判，并达成了一项协议，提高新兴世界国家在IMF中的投票权重。但即便是这种小幅度的权重调整也遭到了美国国会的阻挠，美国国会还封杀了奥巴马推动贸易谈判的自由空间。美国表现得像是一个日渐衰落的霸权：不愿分享权力，但也无法强迫别国接受安排。
同样的影响在美国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方式中也能看出。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美国达成了一项协议，拟为新兴国家缩减碳排放提供补贴。但这个所谓的“以减排换资金”(cash for cuts)战略缺少一个关键元素——资金。
美国及其盟国都根本无法履行它们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作出的承诺，即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美国国会再一次叫停了美国的领导角色。奥巴马对此有心无力，做不了太多。所幸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开始认识到，提高能源效率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但这些国家正按照自己的打算做出改变。
形势尚未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就塑造未来多极世界的格局而言，美国手中的牌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相对于任何潜在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美国具备更坚实的基础。但美国国内的瘫痪状态，削弱了美国应对这些巨大挑战的能力。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境遇（这是战后美国全球实力的根基）在走下坡路。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加上华盛顿的政治冲击波，扼杀了冷战期间奠定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宽宏大度的精神。这一损失无法量化，但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美国仍然有实力为全球接触奠定基调，并通过谈判达成对于自身以及世界各国都有利的结局。但这就要求美国找回曾经界定这个国家的开明的自利精神。我们都应抱有希望：这种精神仅仅是沉睡了，而非绝迹了。（译者/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