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大国之间平等的关系——至少北京是这样打算的。虽然中国的国力日渐强盛，在近期内，中国仍未打算真正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尽管如此，中美之间的差异以及与之相随的不信任都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这两个超级大国来思考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但这里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限制——在当前的力量结构中，美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故美国自然不会允许在此之外另外建构这样一种新的关系。因此，新的美中关系只是在当前金字塔结构中的一种妥协成果，而不是对世界影响力的平均分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仅就国力而言，目前美国几乎在各个方面仍领先于中国。
而白宫与美国国会之间的分歧可能会是另一个变量。1979年颁布的《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或许是最好的例子，来解释在应对中国时，美国政府与国会怎样偶尔有所差异。当时，国会完全拒绝了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递交的草案，而是提出了很多新的内容取而代之，这些内容对中美关系造成了重大影响，而且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国会的做法会继续阻挠美中关系的发展。（译注：详见后编译小百科）
中美双方当然都对新型大国关系表示欢迎，因为它们可以由此来避免战略误判，以及避免因误判而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但是，无论中国有多么想让新型大国关系在对日冷淡中发挥作用，但在短时间内，我们不应该对它有着过高的评价。
相比中美，美日之间加强对彼此的承诺与信任会显得更加自然，也更有可能实现。有人担心，日本未来会挑战或者威胁到美国的利益，而加强美日关系，不仅可以遏制中国挑战美国在区域中的霸主地位，也有希望缓解这种担忧。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政治学教授格伦•斯奈德（Glen Snyder）提出了“同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理论，指出“越是依赖盟友，越恪守对盟友的承诺，受盟友‘牵连’的风险也就越高。”但是，东亚地区日渐失衡的混乱情况十分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而言，加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以进一步确保双方对彼此的承诺就显得更为迫切，也更加有利可图，而不是寻求立即与中国达成战略互信与全面和解。
正如印度著名地缘政治分析家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日本时报（Japan Times）》中发文所述的一样，日本“将发现随着美中关系的发展，其自身也会不断地获得利好。”相应地，日本亦有可能试图进一步提高对本国利益的自卫能力，以此来鼓励美国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维持美日同盟的牢固、稳定以及（更为重要的）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