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尼伦同时还指出，中国的军事实力正高速增长，加大了两国因错估或突发事件而造成大局不稳的风险。美中两国需要开放、可信的沟通渠道，在短期方面应对因对彼此活动误解而导致的紧张局势，在长期方面，避免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所引发的误解与紧张局势。为此，美中要举行更深层次的军事对话，这种对话是“新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双边关系的主要不足。同时，构建这种新型关系，对加强两国愈趋相互依赖的经济也至关重要。
而赖斯在演说中也提到，美国正在改善同中国的军事关系，增强战略安全对话，在海事安全、打击海盗等事务中展开合作。她强调，军方接触的增加、透明度的提升能抑制猜疑和竞争，而且高层交流已成为奥巴马政府与中国沟通的一大特色。赖斯表示，在自己四年半的驻联合国大使生涯中，她深知美中两国在诸多问题上存在无可弥合的分歧，但更认为很多现时代的重大挑战上，两国能够也应该更好地联手。
但如何实施和运作新型大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具体的机制和框架，赖斯也仅仅是一语带过，可这也能视为美国对这种提法作出的进一步回应。
在6月的加州美中首脑会晤前，一些美国学者将“新型大国关系”描述为“让美国臣服于中国安全利益”的说辞，奥巴马在迎接习近平的致辞中则称，两国元首强烈地意识到合作作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性，他期待这将成为未来数年美中“新型合作关系”（new model of cooperation）的坚实基础。在这里，奥巴马或许刻意避开了中方的说法，但如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所说，不管它是什么，奥巴马搞清楚“新型大国关系”确有必要，至少对避免新旧两强敌对的旧循环有所裨益。而赖斯20日的讲话则说明，“新型大国关系”俨然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关系中的官方概念了。
而美国的“橄榄枝”，大概是因为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也让美国人眼前一亮。赖斯称，美国需要提升两国的经济关系，而如果中国的改革计划能得以实现，则私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的生产空间将得到更大的拓展，中国经济也将沿着市场原则的道路进一步发展，因此是美国“必须抓住的机遇”。既然生意要做，美国在大的国家战略上势必要拿出更大的诚意。
当然，美国人嘴不会软，赖斯强调在和中国打交道时，美国仍会秉持法治、人权、宗教自由等价值理念，同时在经济方面要求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形成，提升美国对华市场准入，同时使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机密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些当然就属于赖斯所说的分歧，但新型大国关系要如何运作，一切还需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