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野心引燃中日矛盾
不可否认，日本在面对中国时采取国防秘密化、军备扩大化的做法以及摆脱“战后体制”的尝试，与某些政客的狂妄和心虚是分不开的。
但日本的问题终究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责任，安倍晋三、小野寺五典以及此前鼓吹买岛的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等人只是在中日问题间密布的柴堆中放火，纵火者固然需要谴责，但令中日问题陷于危险的根源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日本对于其自身的定位以及其当下的国际地位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日本对自身的定位问题自二战后就一直存在。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到二战投降前始终推行“皇国史观”，根据这一理论，日本人因其“正统”身份而高人一等。尽管日本投降后，伴随着天皇被推下神坛，这一思想也迅速式微，但伴随着美国占领当局为压制左翼运动，竟在1957年把以战犯、安倍外祖父岸信介（Nobusuke Kishi）为首的右翼头面人物推向台前，为重燃日本人的信心，岸信介采用了饮鸩止渴的手段。于是，已被丢进历史垃圾堆12年的“皇国史观”重出江湖，日本社会的右倾由此开始，而日本人的自命不凡也因此继续下去。
分析人士指出，今天由安倍所领导的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点。安倍之所以能推行军国主义复辟，与日本自1957年后“皇国史观”复辟带来的日本民族主义极端化、社会右倾化、皇权复辟化的不断酝酿有很大关系。自命不凡的日本右翼人士竟能因此一面否认日军侵华暴行，一面又毕恭毕敬地应对“太上皇”美国，在“祭祀”日本二战死者的同时又哀悼“美军勇士的英灵”。以安倍为首的日本政府也凡事以美国马首是瞻。
目前，日本民众在战后仍然受到“皇国史观”的影响，这也让他们难以轻易接受自己在2011年后被中国赶超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现状。对于日本各界人士来说，学者中江兆明（Chomin Nakae）描绘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在是日本的一大市场，是取之不尽的利益源泉”的形象早已成为百年来的思维定势，日本当局自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更以“非政府援助”（ODA）显示其先进。因此，当中日身份变化，日本社会就充满了忌妒忌恨。加之安倍继任后一再挑起钓鱼岛领土争端，大肆散播“中国威胁论”，日本社会更仇视中国，以中国为敌的右倾化、军国化越演越烈，这又助长了安倍修宪、扩军、备战的气势。
于是，伴随着日本战后始终不改其“高人一等”的认识，该国在遭遇中日身份互换后自然无法接受现实，在借助民意后，安倍政府已经在国防问题上采取了危险的姿态。尽管外界呼唤日本政治家需要用智慧和担当，用责任和理智去化解困局，也为日本民族寻求合适定位，但安倍等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日本在战和之间的“灰色地带”里滑向危险的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