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安倍对华外交的目标与路径
蔡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学者
概言之，安倍2.0版的对华外交以‘政经分离’为目标，意图通过‘战略对冲’的路径依赖，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迫使中国就范。
所谓“昔日刘郎今又来”。2006年安倍首次执政时，曾为缓和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做出贡献，因此各界不免对安倍2.0版的对华外交有所期待。而安倍本人也多次强调中日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华外交的目标是要使“两国关系重回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为此，他先后委托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和内阁外交智囊、前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访华，探寻两国进行首脑会谈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现阶段改善中日关系的路径是如何及时妥善处理好钓鱼岛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日方应正视历史和现实，以实际行动，同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有效办法”。但安倍却对此视而不见，反而不断强调“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固有领土，并不存在领土争议，日中之间没有‘搁置争议’共识”的三段论，摆出一副不容讨论的架势。
乍一看，安倍对华外交的目标与路径似乎是南辕北辙的。但笔者认为，这种矛盾性实质上是中日关系根深蒂固的两面性的表象反映而已。在经贸领域，两国已互为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2012年两国经贸总额达3336.6亿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5。目前，两国不但已签署投资协定，还开始互持国债、实现双边贸易部分直接结算。此外，安倍重组内阁后，提出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胆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及经济增长战略为支柱的“安倍经济学”，以提振日本长期低迷的经济，而这一切均与稳定的中日关系息息相关。从这一意义而言，安倍多次强调改善两国关系绝非是口头说说而已。但在安全领域，东海（包括钓鱼岛、东海大陆架划界及油气田开发等问题）、台湾、历史（包括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等问题）等问题横亘其间，时空交织、复杂敏感，使两国之间存在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更导致日本不但无意处理上述问题，甚至有视其为防范、遏制中国的砝码的倾向。
这种两面性特征既使日本垂涎在对华经贸往来中获取经济红利，又不愿坦诚地与中方共同致力于敏感问题的解决。具体而言，安倍口中的战略互惠关系仅指经贸关系，他指出“日中经贸关系联系紧密，‘剪不断，理还乱’，双方必须有共识，不使这种关系破裂。这就是所谓的战略互惠关系”。换言之，现阶段日本对华外交的目标是意图将钓鱼岛问题从中日关系整体发展中剥离，只寻求借助对华经贸往来的推进为自身谋求经济红利，即“政经分离”的政策。
显而易见，这一目标设定势将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很难为中方所接受。而为了迫使中方坐到符合日本“政经分离”政策的谈判桌前，安倍谋求的路径是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hedging），意图通过“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迫使中方就范。
首先，安倍积极制造舆论，不但将中日关系恶化的肇因归咎中国，还将中国形容为地区安全的威胁者。如所谓的中国海军舰艇火控雷达瞄准日本舰机事件。此外，安倍还向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呼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因中国崛起导致东亚安保环境出现的变化。
其次，安倍以美国为“后盾”，积极拉拢东盟相关国家，意图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加大对华的外交压力。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一直要求美国充当其“后盾”，表态支持日本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安倍不但在访美时强调，日本的基本战略是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基础共同应对中国，在2013年度的《外交蓝皮书》（概要）和《国防白皮书》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中国船只不断进入东海‘尖阁诸岛’周边的日本海域，日本的土地、海洋、领空和人民生命都面临种种威胁……对此，日本决心巩固同美国的联盟，使之成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基轴，加强必不可少的威慑”。
此外，安倍十分重视对中国周边国家推进柔性外交，其范围北起俄罗斯，南到东盟，西南至印度，其中尤为重视东盟相关国家，意图构筑“日本+1”的对华包围格局。以缅甸为例，自2012年12月以来，安倍及副首相麻生太郎已两度访问缅甸，不但免除了缅甸拖欠的2000亿日元债务，并承诺提供1000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还要在缅开设经济特区。凡此种种，都是战后日缅关系所仅见。值得一提的是，安倍将越南、泰国及印度尼西亚三国作为首访国家，并提出涵盖“与东盟国家一道，致力于普及和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确保海洋的自由、开放”等内容的“东盟外交五原则”，其把强化与中国周边各国的合作作为外交支柱之一的战略意图是清晰可见的。
最后，日本为防止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合作，主动在“渔业协议”问题上对台释放“善意”，同意台湾渔民可在北纬27度以南的钓鱼岛海域，以及周边12至24海里范围的毗连区内作业，借此离间两岸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
同样是安倍内阁，又同样面对中日关系的僵局，2.0版的安倍对华外交为何与1.0版时的所作所为大相径庭呢？这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安倍强烈的保守主义理念。本届内阁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以修宪强兵为目标，但在日本没有清算历史且修改宪法可能招致国内及周边国家质疑乃至反对的情况下，安倍必须为此创造条件。而钓鱼岛问题恰恰为其制造“中国威胁论”，意图在国内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与周边相关国家的战略合作提供了便利；其次，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越发需要日本全面配合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最后，随着东盟相关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纷争加剧，其对华政策中的对冲因素日趋活跃，为日本实施对华战略对冲提供了重要舞台。
概言之，安倍2.0版的对华外交以“政经分离”为目标，意图通过“战略对冲”的路径依赖，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迫使中国就范。这背后是由安倍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及美国“亚太再平衡”等国际环境所决定的，而绝非是他为赢得7月21日的参议院改选而推行的一时之策。因此，作为中国的应对，一方面是要坚持“两手对两手”的“政经不分离”方针，另一方面需要用长远发展的眼光，用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原则加以指导和引导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以便早日实现全方位、综合性的战略互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