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爆炸”到外包
美国有多少人有接触最高机密的权限？答案是：大于100万。“到处都是像斯诺登这样有机密权限的人，不少就跟他一样，懂点技术的小年轻，没受过任何分析的训练，也没有分析的能力，不过倒有很多青春期的愤怒。”一位华盛顿的资深政治记者告诉本刊。而在过去，能够获得机密权限的人，通常经过了很多年的职业生涯磨炼，“每当我写到敏感事件时，我会不停地自问，这些敏感的信息是否以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既没有对信息源造成威胁，也没有给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今天，无论是曼宁还是斯诺登，“都没有在体制内向上级、司法机关做过任何申诉的尝试，也不是为了某一件具体事情的道德价值，更没有经过审慎的考虑和分析。他们的行为带着强烈的个人欲望色彩”。曾经预言互联网和网络战争时代到来的科技作家戴维·布林（DavidBrin）告诉本刊。
斯诺登不是政府雇员，而是情报系统的“临时工”。情报爆炸应运而生的“外包”，使得情报部门变成了一个难以管理的综合体。
这一趋势在20年前就已开始。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政府采购法案的专家斯蒂芬·斯库纳（StevenSchooner）说：“我们雇用私人承包商的唯一理由就是，政府一直喜爱兜售小政府的神话。”“9·11”后，情报外包业务量如火箭般蹿升，收集、分析情报及其他业务的需求和预算大幅膨胀。斯诺登所服务的“博思艾伦咨询公司，以及SAIC公司（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等业界巨头都分到了“大蛋糕”，但小公司也群集于此。一位叫理查德·赫尔姆斯为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活动工作了30年，退休后，他以5000美元作本金，开了一家名为Abraxas的情报公司。在“9·11”爆发4年后，该公司已有225名雇员，很多都是政府的退休人员。2010年，他将公司出售，卖得1.24亿美元。
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去年有48.3万像斯诺登这样的私人承包商员工，拥有高级别安保许可。相比之下，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同类人也不过是79.1万人。在有高级别安保许可的人中，私人承包商占总人数比重为38%。另外还有近58.3万承包商员工有较低级别的安保许可，政府工作人员中则有270万人。低级别安保许可的拥有者中，承包商也占到了18%。常常，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政府工作人员佩戴蓝色徽章，与佩戴绿色徽章的承包商员工一起工作，从事类似的活动，向同一个上司汇报。在能接触机密的人中，承包商及其员工占到相当高的比例，斯诺登能够接触、披露“棱镜”秘密监视项目，并不令情报界人士感到惊奇。
情报外包开始主要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研究情报外包的作家蒂姆·肖洛克（TimShorrock）在其著作《雇用间谍》中写道，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名官员曾在一次情报业界会议上透露，2007年70%的情报开支都流向了私人公司。2008年，国会出台报告称，雇用一个私人公司员工的费用，可能比雇用政府人员贵一倍。但其他人则争辩说，政府将服务外包后，就不用负担养老金等开支。而且，退休的情报人员拥有丰富的经验，将情报业务外包可以使他们发挥余热。而且利用私人公司，政府可以在紧急时迅速扩充人力，而不用增加将来未必需要的永久雇员。前中情局的一位官员就曾说：“如果我是政府，我可以雇用数据库管理承包商，因为我现在有钱。如果我在几年内没有钱了，我可以简单地终止合同。”他现在是政府的咨询顾问。
但在斯诺登事件的余波中，财务问题正让位于安全问题。很多议员开始呼吁，终止一些情报外包的合同，把更多的事情放到联邦政府来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费因斯坦（DianneFeinstein）就认为，应该有新的立法，限制或终止承包商处理高度机密的技术数据。承包商与政府雇员的不同在于，他们不一定受爱国主义的驱动，而只是份工作，华盛顿陷入了混乱。一位华盛顿咨询公司的人士告诉我，这些人不负责任的一次背叛，比曾披露越战机密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威胁大得多。但因为他们披露的只是元数据，“价值也不大”。
对斯诺登事件的反省，正对美国情报共同体形成压力。“棱镜”的面纱，更加深了这种压力。一位共同体的成员告诉我：“今天，有哪一个拥有机密接触权的人，没有合理的理由怀疑，他不会被指控有犯罪行为呢？甚至，有时是叛国。因为你的手机 号码、邮箱都可能因为国会的一纸授权出现在某个人的电脑屏幕上。过去那种令人尊重的、自由的意见交换，也许正受到威胁。”
这些21世纪的泄密者，会让美国变得更开放，还是更封闭？我们还无从得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