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领导人所书的“亲笔信”性质截然不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熊争艳发自北京

　　1月下旬，韩国、日本两位政要“衔命而来”，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一个是韩国候任总统朴槿惠特使金武星，一个是日本执政党之一的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两人身份地位不同，访华背景各异，但两人的共同身份都是“信使”，此行都带来了本国领导人的“亲笔信”。

　　这一封封亲笔信，有多少信任真诚，又有多少虚情假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外交礼宾形式，还是能成为改善国家关系的“金钥匙”？梳理二十多年来的世界外交史，就会发现一些亲笔信背后的外交博弈。

　　韩日“亲笔信”性质截然不同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韩特使金武星时，金武星简短寒暄后，立即转交了候任总统朴槿惠的亲笔信，并在现场翻译宣读。信中，朴槿惠感谢习近平祝贺她当选总统，派特使访韩，并表达了在两国新一届领导人同时产生之际，希望携手巩固双边关系的愿望。

　　从外交惯例来看，这封亲笔信属国际通行做法。一位候任总统，在宣誓就职之前，借信函向另一国领导表达发展双边关系的心愿，于情于理，都自然而得体。

　　而仅隔一天之后，山口向习近平转交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意图就显得复杂而微妙。

　　山口这次访华并非安倍派遣，而是其作为公明党党首的自主设计。公明党是执政联盟的一方，山口是公明党的党首，而本人又不在阁僚之列，身份甚为微妙。安倍借山口访华之机，委托其转交一封亲笔信给中国领导人，体现了安倍的外交手腕。

　　“安倍既可借水行船，又不必担责任，不会陷入被动，给自己留下了回旋余地。”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杨伯江说，如果山口此行能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那么安倍将直接受益，如果山口访华没取得成果，或者山口在访华期间言论不符合自民党的立场，安倍也不必为此承担责任。“他既不必承担‘外交失败’指责，也不用担心‘改变立场、对中国软弱’的攻击。”

　　安倍在亲笔信中称“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愿从大局出发，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然而，安倍之前一直主张对华强硬，上任后更是马不停蹄地密集出访东南亚，外界分析称他出访线路俨然就是“牵制中国”。

　　安倍这封亲笔信，虽有放低姿态的意味，但也充分暴露了其言行的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恰恰就是看似矛盾的言行，构成了安倍对华政策的整体，所以说，安倍内阁对华政策是两面的。”杨伯江说。

　　日本政要最爱用这一招

　　日本自古有“亲书外交”的传统，安倍又是一个尊崇传统的保守派、右倾政治家，所以也喜欢这种方式。此外，从日本政府的定制、职位功能来看，内阁专门负责外交的人员比较有限。较之美国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人，中国有国家主席、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等参与外交，日本内阁中参与外交事务的人员相对较少，这也助长了日本以信代人的习惯。

　　在过去25年的公开新闻报道中，中国领导人收到的亲笔信，来自日本的最多。

　　1988年，日本首相竹下登给李鹏发来亲笔信，祝贺其当选中国总理，并邀请李鹏访问日本。1990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给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写亲笔信。整个上世纪90年代，日本领导人更迭频繁，而宫泽喜一、细川护熙、小渊惠三、森喜朗等上台担任首相后，都曾委托访华政要转交亲笔信给中国领导人。

　　进入新世纪，日本政坛几乎“年年有选举，一岁一枯荣”，领导人也没有放弃对中国“遣使遗书”，小泉纯一郎、福田康夫、野田佳彦等担任首相期间都给中国发来亲笔信。不论这些人的对华政策是温和还是强硬，在亲笔信中一律表示要与中国修好，其政治家手段可见一斑。

　　专家指出，在信息传递手段如此发达的年代，安倍却偏要采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无非是要追求“眼球效应”，背后是安倍的国际 公关与外交手腕。除对中国的考虑外，安倍要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的和平形象，对国内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有所回应，也方便安倍2月中下旬访美时对美国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