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天4300人丧命

　　伦敦的报纸起初只是关注大雾对人们衣食住行的影响，但医院开始传出这样不幸的消息，死亡人数越来越多。

　　当时在伦敦一家医院值班的罗伯特沃勒医生说，“最开始的时候，有人死在自己的家里，有人死在了医院。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已经身患其他疾病的老年人。在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死亡人数正在激增，直到后来有人在街上发现尸体，而同时医院的吗啡和镇定剂还有很多相关药品都不够用了。”

　　葬仪师艾佛勒维特表示，生意一下子多了起来。勒维特回忆说：“我哥哥当时接到订单说某条街道有人去世，让我们去操办，但不一会儿我也接到通知说在同一个下午，同一个街道的另一户人家也有人去世，让我们去。这种情况在那几天频繁出现，我们才意识到这个大雾比想象中的要可怕很多。”

　　直到这个时候，伦敦人才发现，身边的大雾不仅仅造成了交通的瘫痪，也在夺取他们亲友的生命，甚至自己的生命。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伦敦朦胧阴郁的美已彻底被死神的阴影所笼罩。官方数据显示，在短短5天内就让4300人失去生命。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这起事件总共造成12000人死亡。

　　烧劣质煤引发的“硫酸雾”

　　大雾后，记者们开始调查这起大雾的原因，他们发现，1952年的12月非常寒冷，潮湿的冷空气吸收了污染气体，令烟雾像灰色的毯子一样盖在伦敦城上空，也像海面上漂浮的一层油。

　　一个事实引人注意，一名码头工人说，他坐在离地面15米的吊车舱里，发现上面的天空非常干净，而下面却被烟雾笼罩，犹如黑暗的海洋。

　　专家后来是这样解释那起事件的，在集中供暖时代之前，寒冬的伦敦，数以万计的家庭只能烧煤取暖。由于战后经济困难，政府将优质煤出口国外，而伦敦人则烧劣质煤，污染更为严重。

　　烧煤的工厂排放的大量浓烟、汽车排放的机油废气和从欧洲大陆飘过来的污染云，都令伦敦的空气质量很差。

　　当年的伦敦，工业排污量非常大，每天都有1000吨的浓烟从烟囱中飘出来，排放2000吨二氧化碳，140吨盐酸和14吨氟化物。更为严重的是，当大量的二氧化硫从烟囱中排出，混合了水蒸气之后，就形成了800吨的硫酸。

　　当空气不流通的时候，这些污染严重的黄烟就被“困在伦敦上空”，其中的重量级杀手就是“二氧化硫”形成的硫酸，它可以灼烧人们的咽喉，引发肺炎。

　　气象专家还提到了一个造成伦敦烟雾事件的偶然因素，在1952年12月4日，伦敦遭受了一种特殊天气现象的影响，这样的天气将污染的冷空气罩在了一层热空气之上，难以挥发。在这种天气下，由于燃煤产生的硫酸雾滴，会更加强烈地刺激呼吸系统，对患有支气管疾病的老人和孩子危害尤其严重。

　　这场大雾虽在5天之后慢慢退去了，但另一场风暴却刚刚开始。大雾后，当时的议会在野党强烈谴责政府，最终使英国政府在1956年通过了《空气清洁法案》，规定使用无烟燃料，并且要求发电站远离城市。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伦敦的雾慢慢变成了无害的水汽。

　　亲历

　　“我的父亲死于伦敦大雾”

　　1952年的伦敦大雾夺取了上万人的生命。13岁的罗斯米玛丽德的父亲因大雾造成呼吸困难而不幸去世，这是那场大雾中的悲剧之一。

　　1952年12月5日，13岁的罗斯米玛丽德像往常一样到伦敦东南部的学校上课。“当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大雾开始弥漫，老师们看起来很焦虑。在午饭时间学校就停课了，老师让我们回家。”玛丽德说，“雾气像实体一样，关门的时候就能看到雾气流淌进来。那是一种颜色十分奇怪的雾，看起来黑黄黑黄，而且十分浓，浓厚到站在窗前已经看不到几步外的院门，过了一会儿连前院都被浓雾吞噬了，眼前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团团的黑黄色雾气。”

　　烟雾的味道很刺鼻，玛丽德以前从来没有闻过这种气味。“这是我见过最可怕的情况了，身边的一切仿佛要被地狱吞噬了一样。”

　　玛丽德回家后，发现父亲还没有回来。她的父亲是一名双层巴士司机。“我母亲很担心，怕我父亲会出车祸，当看到他进门才松了一口气。父亲说他们的车那天都停驶了，他走了快2个小时才到家。进门的时候父亲几乎喘不上来气，他不久便开始呼吸困难，不停地咳嗽，身上有很多黑色的灰尘，我们都很担心。”

　　下午，玛丽德的担心成为了现实。“半夜，我正在睡觉，突然听见妈妈在猛烈地敲邻居家的门，我起来从窗口向外看，什么都看不到。”玛丽德说，“父亲的情况开始恶化，他不停地咳嗽，并出现痉挛。我母亲很担心他，向邻居求助。在邻居的帮助下我们联系到了医生。医生说外边雾太大，所有的交通都停了，但是他会走过来，尽快赶来。”

　　当天医院里都是因为大雾而引发疾病的人，医院里的氧气根本不够用。医生说，父亲在家接受治疗条件会比医院里好。但到了下午后，医生却说他所能做的只有给玛丽德的父亲打强心针。作为家里的长女，玛丽德和母亲一起出门去药房买药。

　　“我和母亲十分焦急地冲进屋外的大雾中，但是没走几步就迷路了，在街道上拐了个弯，原本熟悉的街道已经被烟雾笼罩，完全辨不清方向。”玛丽德说，“我母亲十分紧张，问路都说不清要去哪里，我看清了才发现走错路了。”

　　当母女俩从药房买到药回家时，邻居告诉玛丽德，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记得很清楚，母亲尖叫着冲上楼，在楼上不停地尖叫哭喊。邻居们手足无措。”玛丽德说。当天晚上她的弟弟和妹妹只能睡在邻居家，而她留下来安抚母亲。

　　玛丽德的父亲被很快下葬了，她回忆说，“父亲去世后，母亲不得不开始工作，虽然祖父母帮助了我们很多，但是生活还是入不敷出。但政府对我们不是很关心，他们可能对死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怎么上心。”

　　讲 述

　　我的父亲是一名一战老兵，曾经在战场上中毒。1952年大雾的时候，虽然他中过毒的肺很疼，但是他仍然想去上班。当时我的父亲56岁了，很痛苦，呼吸困难，但他还是骑车去了。

　　——社会历史学教授罗伊帕克

　　我们的婚礼订在1952年12月6日。那天宾客们怎么前来参加，典礼结束之后如何回去都成了大问题。伴娘的汽车在去教堂的路上迷路了，新郎的纯白色礼服在婚礼结束时就变黑了。大雾带来的难闻的气味也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感谢老天，在我们60年的婚姻生活中，这样的大雾再也没有出现过。

　　——市民威廉姆马洛夫妇

　　在1952年那场大雾事件中，我在伦敦坐地铁时看到地铁站附近有盲人。我走近时，竟然看到这位盲人带着一队人，走出地铁，然后走上马路，将他们送回家。

　　——市民乔伊瑞雷

　　当时我和父母在回伦敦的火车上，越往前开雾气越浓厚，后来火车走一段就停一下。我记不得停了多久，好像停了一个世纪一样。当我们最终到达滑铁卢车站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发现我们到了哪里，烟雾已经把整个车站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