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等国”的外交与对华政策

　　编者按：九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展开其任内首次访华之旅，并出席杭州G20峰会，随后李克强总理回访加拿大。其间，中加两国不仅签署了多项贸易、文化交流合作协议，还就“中加自由贸易协定”可行性研究和签署“双边引渡条约”的前期准备工作达成共识。加拿大还表达了加入亚投行的意愿。上期访谈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包义文（Professor Paul Evans）曾谈及中国外交战略及其对亚太地区秩序建构的影响，本次包义文进一步阐释了特鲁多政府对华政策考量以及中加关系发展的前景。

　　沈：在加拿大前总理哈珀（StephenHarper）主导的保守党政府期间，中加关系较为波折。特鲁多率领自由党组阁后，让不少人觉得中加关系正在“回暖”。目前特鲁多政府在对华外交上有怎样的共识？

　　包：特鲁多总理与李克强总理的互访，在“重启中加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了远超预计的成功，为两国关系发展设定了新的基调。过去十年，加拿大保守党政府与北京的关系可谓“政冷经热”，自由党政府致力于采取持续、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这一努力会否开启两国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仍有待观察。事实上，比“黄金时代”更适合的期望应当是两国关系进入“绿色时代”：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合作，是中加关系下一步发展的重心。

　　与两国关系发展新基调相呼应的，是极具抱负的议程：将商贸合作关系拓展至更多领域，尤其是环境、能源领域；拓展民间交流，包括高等教育合作及联合研发。对加拿大而言，迅速与中国展开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引渡条约的谈判，在政治上颇具阻力，面向加拿大公众的民意徵询已启动。在政治领域，两国高层全新对话机制已建立，加拿大也表达了加入亚投行的意愿，中方积极回应。总体而言，中加围绕全球治理相关议题，在G20等平台上有着密切合作。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领导力削弱的今天，中加在强化全球治理机制上有共同利益。

　　沈：在过去的研究中你曾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仅改变了全球实力分布格局，亦在区域／全球事务和治理上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加拿大应重新制定对华政策。加拿大的哪些利益受日益强大的中国影响？为何十年前的对华政策在今天已不适用？

　　包：加拿大需要新的对华政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加双边关系需要向前发展。二○○五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始终未有清晰的定义，亦未落实。今天，北京和渥太华都认识到，全球实力均衡的格局正在改变，美国本土市场接入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在地区和全球事务治理上，需要一种全新的、合作的领导机制。

　　对中加而言，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上的合作最为重要，中国和加拿大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落后于人，目前两国政府都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另一个中加两国利益的交集是维和行动。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加拿大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有责任与中国进行更深入合作。中国是一个成长中的全球大国，而加拿大致力于在二十一世纪扮演“中等国家”（MiddlePower）的角色。两国在“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上有共同利益，而这一秩序在今天正受到剧烈的冲击。此外，两国对“让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出更大的声音”也有共识。

　　沈：中国正在积极推广对“民主”、“法治”和“人权”等理念和规范的定义，与西方的表述存在差异。加拿大是否认可“中国版本”？会否与加拿大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外交”冲突？

　　包：加拿大与中国对“人权”（尤其是政治权利）、“民主”等理念的认识确实不同，这种差异在过去四年正在不断扩大。很多加拿大人期望，一个经济和社会不断开放、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中国会迎来政治自由化。目前加拿大人面对的艰巨挑战是，与一个有别于他们心目中所期待的中国合作。从新任自由党政府的对华外交策略来看，渥太华对中加两国政府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有清晰的认识，但同时也相信这一差异可以通过“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

        例如，两国对“推动法治建设”都有共同的诉求，在中国发展其法律体系、培养新一代律师和法官的过程中，加拿大可以基于自身在行政法、刑法和商法领域的经验为中国提供借鉴。长期看来，中加两国订立双边引渡条约或许是可行并且值得的；不过就目前而言，两国在“遣返在逃疑犯”这一领域更务实的合作方式还是情报共享，以及协商有效的驱逐出境措施。

　　沈：民意在加拿大外交决策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什麽因素影响了中国在加拿大公众眼中的形象？如何改善中国的形象？

　　包：目前，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军事现代化速度和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强势举动都有较为负面的观感。今天的中国与加拿大近在咫尺，这在上一辈加拿大人看来是难以想像的。加拿大人还担忧中国国有企业在加巨额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当地法律规范，担忧中国投资者对加拿大主要城市房价的影响，并对网络安全问题颇为关注。

　　加拿大人亦对持续的外来移民、文化多元主义、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及开放的贸易体系抱有强烈的支持态度。中国与加拿大的民间交流和商品、资源贸易都取得了显着成功。接下来两国进行任何重要双边贸易谈判的过程中，特鲁多政府需要向加拿大民众阐释一个新的“中国政策”，尤其是“中国为何重要”、“如何处理中加两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管控深层交往过程中的风险”。

　　沈：“中等国家外交”是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具体到加拿大，如何以“中等国家”身份与域内其他国家互动，共同塑造亚太地区秩序？在对中国进行“中等国家外交”的过程中，加拿大有何优势？

　　包：上世纪九十年代，加拿大在亚太地区的“中等国家外交”有显着的成绩：在区域机制（如ASEANRegionalForum）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区域内人道主义灾难也有建设性的回应，对数个区域内合作安全倡议也表达了支持。不过，在过去十年，加拿大没有深入参与亚太地区战略性事务，关注点局限于经济事务。随着新任自由党政府上台，这一现象很可能改变。

　　对“中等国家”这一角色而言，“和平地适应（大国崛起）”是符合其利益的。但中等国家又有对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Rule-based System）的诉求。如何平衡这两方面，就是“中等国家外交”面对的挑战。以加拿大为例，在国际仲裁法院就南海问题作出仲裁后，加拿大强调了对国际法的尊重，同时对“历史权益”这一概念的态度与其他国家有细微差别：因为加拿大的立场与其对北极地区相关领土的主张一致。加拿大表达了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一些强势举措的担忧，但并未有参与或支持美国领导的“航行自由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不过，加拿大将自身置于积极促进南中国海地区海洋资源与渔业资源保育这一语境中，并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加拿大在亚太地区追求的角色并非是重要的军事存在，而是建设性的、负责的地区合作伙伴。中国常常批评新加坡在战略取向上与美国走得太近；相反地，中国之所以重视加拿大，正是因为它既靠近美国，又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美国，并且有自己的世界观，支持中国在全球和区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正在发生转变，美国再也无法维持其在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战略地位，而新的地区秩序又尚未建立。诸如加拿大、澳洲、韩国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单个来看都无法对区域安全局势造成多少影响；但当他们联合，并与ASEAN国家一道，就能在减少区域冲突、协助构建地区秩序等领域扮演建设性角色。

　　本文由香港政策研究所国际关系中心沈旭晖策划，黄思为笔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