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中国能为中东国家注入新的统治合法性？

　　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 新华社

　　文/邓飞

　　2016新年肇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来一幕外交大手笔──对中东三个大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展开国事访问，推动价值几百亿投资，是促进经贸合作的“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东的落实。更是少有先例地、在临行之前，先发布一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把自己的来意、善意与合作之意先说清楚，充分把握外交上的话语主动权。

　　相信没有国人会反对这种既是有所作为、又是互惠互利的中东政策，但与此同时，这种中东政策又的确让人感到至少有两点忧虑：一是安全系数：大量的中国投资投放到这个“千年火药桶”地区，会不会血本无归？二是美国因素：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不得人心，助力“阿拉伯之春”把埃及给搅浑了；美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其实也自小布什政府时期已经开始降温。今天奥巴马政府更是明摆着批判沙特执政当局，对伊朗也是恩仇难泯。但毕竟美国在中东无论是政治结盟、经济操控和军事存在，已经是深耕易耨了大半个世纪，不可能眼巴巴看着中国人乘虚而入，取而代之成为中东的主导者。

　　“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冲击

　　单靠把钱撒出去的善意，不足以降低投资的政治风险。而中国过去的确也在这方面吃过不少亏。哪里刚砸钱下去了，哪里的政治就开始闹事了，原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政权被新的政治力量所动摇了，甚至推翻了，之前的中国投资利益便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如在利比亚、缅甸、泰国等，不一而足。欧美国家那种输出西方价值观的“以良治与民主换取援助”（good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in return for aid）的交往模式，当然不符合中国外交的五项基本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然而，如果我们把外交五项原则，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经济层面合作，政治局势听之任之的话，那么过去吃过的亏，可能还会吃，过去交过的学费，可能还要再交。何况中东局势远比东南亚来得复杂，而彼此历史交往经验的有限，又让中国人对此地倍感陌生。

　　因此，整个的中国中东政策可以概括为一条问题：我们的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需要注入什么新的政策内涵，才足以让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乃至“一带一路”战略，能够经得起中东宗教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冲击？

　　中东国家的政治似乎总是在两端之间徘徊：要么是宗教极端主义，要么是世俗封建独裁。近现代的中东历史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这两种力量彼此总是水火不容。在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充分利用中东这两种政治力量进行代理人战争，以利争霸。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中东国家的宗教极端势力相对比较薄弱，在泛阿拉伯主义思潮影响之下，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都建立起自诩为“正确独裁主义”（right dictatorship）的政治体制。甚至连拒绝与埃及为伍的沙特阿拉伯，也实际上是一个封建君主独裁政体。这种独裁体制虽然曾一度利用“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进行有限度的现代化建设，来建立统治合法性和民众认受性，同时对宗教极端主义也有很强的压抑作用。但奈何在美苏冷战争霸的大操控格局之下，以及面对以色列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下，这种世俗独裁体制不断地在透支它的“正确性”。与此同时，宗教极端势力，又在反抗以色列暴力镇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反抗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沙特阿拉伯贊助的“瓦哈比（Wahh biya）”原教旨思想传播的三重作用之中，羽翼渐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不再需要这些“正确独裁主义”国家来平衡地缘政治了，反而藉反恐之名和因应颜色革命的冒起，把这些独裁体制一个接一个地打掉。结果美式民主仍未见，政治瓦解、社会崩盘却四处皆是，平白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增添了其必需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土壤。沙特阿拉伯虽然没有遭受颜色革命和美军入侵，但如上所述，美国政府对与瓦哈比暗通款曲的沙特当局，早就不耐烦了。

　　简而言之，中东国家变成两大类别：

　　─拥有较强政府能力的国家；其政治体制日益缺乏民众认受性，如沙特阿拉伯。

　　─缺乏政府能力的国家；就算它的执政者，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而貌似拥有统治合法性，但也因为政府能力不足，而推行不了有利经济民生的政策，从而不断消耗自己的民众认受性；如埃及等遭受颜色革命冲击的国家。

　　两种国家都不得不面临宗教极端势力的冲击，如果不能有效地提升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认受性，那么面对宗教极端势力、民粹主义者的搅局冲击，就会底气不足。那么国家社会崩盘的风险，就不能免除。

　　“在商言商”更应“在商言政”

　　中国的中东政策、尤其是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不仅能让阿拉伯国家得到经济发展的机会和实惠，更重要是能为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现有政治力量，注入新的统治合法性和民众认受性。从而让阿拉伯国家现有的管治当局，既能应对宗教极端力量的冲击，也不必在被迫传入颜色革命之类的、急进西式民主化过程中，出现政治崩盘和社会瓦解。只有当阿拉伯国家现有的管治当局，获得了比现在更高的统治合法性和民众认受性，宗教极端势力无法再利用贫穷来煽动阶级、教派仇恨，亲西方势力无法再利用意识形态来煽动推翻现有管治体制，管治才能获得可持续性，那么中国在当地的经贸利益才能获得长远的保障。因此，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中东政策时，不能只是在商言商，且应该在商言政。与每个中东国家所进行的、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经贸合作，不能只惠及该国统治集团的一小撮人，而是应该通过中阿合作论坛，和经验交流、文化合作等软实力沟通平台，鼓励阿拉伯国家统治当局把中阿经贸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广泛地惠及民众，用以消除阶级、族群和教派之间的贫富悬殊，从而使现有的政治体制，通过利益均沾来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和认受性。用以消除包括宗教极端思想在内的一切极端思想的社会土壤，让阿拉伯国家真正走上可持续的繁荣稳定道路。也只有这样，中国在中东的投资利益、战略利益才能真正获得可持续的保障。

　　美国前总统高级顾问帕特．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曾在一月十八日以“伊朗走上了中国道路？”（Is Iran taking the China Road？）为题撰文，对伊朗以精神领袖为核心的执政当局，致力对外稳定国际关系、对内发展经济，以谋求真正的政权持久性（Iran's regime seems to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path to power and permanence of the regime lies not in confli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avoiding conflict-and taking the China road.），表示很大的赞赏。

　　美国能欣赏伊朗走上中国道路，那么中国能帮助中东走上中国道路吗？哪怕只是促使中东进行有限的模仿，也能带来持久的共赢。

　　作者为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