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友诗：中英两国珍重彼此优越的政治体制

　　过去这几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英国上下以隆重的国礼迎迓，鸦片战争以来之耻至此得雪。论者都注意到，英国觊觎中国庞大的投资和人民币业务，背弃了它的盟友美国。然而我却希望英国在经济利益之外能够留意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中英两国的政治体制在世界上都是独特的，实行的都是一种民主与贤能的混合制。如果中英能够打破美式民主的一元独断，各自发挥自己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共同维护世界的多极与多元，则对人类的未来将是极之有益的。

　　两者皆为重视贤能的社会

　　中国和英国都是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更相信传统的智慧而多于相信抽象的程序正义。在中国是贤能政治，在英国是菁英主义。两者都注重选人任事时一个人的才德以及他的客观成就。

　　当代最了不起的历史学家钱穆曾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从贤”的特点。他说：“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的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当今中国，贤能政治藉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得以保持。人民政协里的政协委员，是每一个行业表现最杰出的人，他们经常向政府提案，关心民瘼，以专业理性、道德理性补救民主政治民粹主义不足。中国各级政府建立了健全的处理提案制度，不但把处理的进程和结果告诉提案的政协委员，还在电视、报纸开辟《提案追踪》讨论区，按时让民众知道政府如何执行社会贤达提出来的要求。据此而论，人民政协对社会贤能的涵盖性、参政议政议题的广泛性、解决问题的建设性以及政府回应的积极性，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议会。

　　在香港，贤能政治藉由特区政府四百多个咨询组织和法定组织的董事会来体现。政府没有政治立场，用人惟才，把在社会上有成就的人延揽进来担任董事，帮忙政府进行管治并且接受政府的咨询。着名社会学者刘兆佳说它是“行政吸纳政治”。另一着名社会学者金耀基认为，港英这种政治制度很像儒家的政治制度。儒学从未宣导过一种称为民主的政府形式，事实上，它并不关心政府的形式本身。对昔日的儒者来说，首要问题在于应当如何公正地掌管政府，解决百姓面对的实际问题。

　　人民政协和英国上议院

　　贤能因素在今天的美国式民主里表现很少，可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如英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却藉上议院保留了贤能的特质。英国的上议院成员，是大主教、常任法律议员和由英王授爵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们的任期都是终身的。加拿大的上议院议员，全部由总督任命，任期终身。意大利上议院由卸任总统和总统任命的对社会、科学、艺术、文学有特别贡献者组成，也是终身任用。爱尔兰上议院有议员六十人，十一名由政府任命、六人由大学教授互选、四十三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上议院的委任制、终身制，让沉实而成就受公认的贤者能者，可以不藉由鼓动选民、拉抬吹捧而获得政治权力;藉由上议院的否决权，贤人能人牵制了下议院的浮荡，使下议院不能成为专制的机关。在英国，如果人民对上诉法院的判决不服，还有可能上诉到上议院去，所以上议院也牵制?法院。贤能问政，是西方整个世界进入现代性之后而保留的一点人文传统，英国人是深谙此理的。

　　有人认为贤能政治就是人治，不客观、不科学，贤能治国必然沦为政府的传声筒，与政府分赃权力。实则，贤能的本身就是客观的。道德、事业、知识、才艺的成就，有它们客观的标准，一个人要在其中一个方面取得成就，不但要符合客观的标准，还要经历长时间的考验。确然有这样的成就，才能称之为贤者或能者。这就是群众基础。他的成就，不是主观的，是受到大部分人尊敬认可的;他虽未经人民投票选举，但有认受性。此外，贤者能者往往比一般人更尊重专业与科学。也就是说，贤者本身的成就是有客观性的，而由于他们比别人经历了更严格的自我提升过程，因此他们也能洗脱更多非理性的习气，更容易依照专业和科学的原则行事。这就是为什么贤能政治能给社会国家带来安定、带来和谐的原因。

　　三权分立需要节制折衷

　　中国和英国的政治体制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之上，还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现代政治实行三权分立。三权分庭抗礼，互相制衡可以避免错误的决策。可是对当代社会来说，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找不到一个可以清晰代表国家集体利益的最高机关，让这三种权力在国家的重要事项上和人民利益关头互相配合起来;也没有一个更高的机制可以对这三种权力予以节制和裁断。当前的议会，往往牵制行政机关过甚。最终，只能由数年一度的选举，把为反对而反对的议员换下来。然而选举，作为一种制约立法权的机制，是不可靠的。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就曾经说过：“人民只有在选举的一刻有权，选举完毕后便成为奴隶。”

　　西方三权分立的另一个缺点是司法独裁。由于人民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与合宪性需由法院裁决，法院成为社会价值标准的最终决定者，很容易凌驾行政和立法的权力。并且，法官是读法律出身的专业法官，制度给了他极大的权力却不能保证他的判决符合国民大众的价值标准，因此当前许多国家出现法官任意判决尤其在道德议题上严重违反传统和社会共识，但法院就是最终的，人民唯有服从，无法救治。这就是新近出现的法官治国或所谓的司法独裁。

　　都有一最高权力机关

　　当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基于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成立，代表人民全体和公意，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人人为私。建国以来，无论哪一级的人大，它的组成总是尽量涵盖各个地区、各个团体、各个机关、各个职业。这种尽量广泛涵盖的做法，不是为了使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人大机关里有代言人，而是广泛吸纳社会不同的地区、团体、机关、阶层代表，使得人大更容易形成公意，所形成的公意更具代表性。一个人被选为人大代表，他也必须脱离他所属的团体的小利益，只为大利益和长远利益行使权力。人大这种制度保障了一个县市、一个省乃至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形态不至于丢失。

　　人大这一个机关派生出行政、检察、司法三项权力并高于此三项权力，因此它对行政、检察、司法进行监督和节制。人大并且行使创设性权力，制定、修改、解释法律，决定重大事项和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政府必须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

　　在英国，议会、内阁、法院之上还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国王和他的咨询机构枢密院。虽然自十三世纪英王颁布《大宪章》以来实权已经逐步放弃，然而英王象徵国家的职能并没有改变。在统而不治中，英王会同枢密院仍然可以授勋、任命议员和官员、颁布部分法令和受理法院案件的上诉。枢密院顾问官通常由主教、贵族、阁员、议员、反对派领袖和英联邦国家的总理所组成，他们的誓词是：“谨向全能的上帝发誓，身当女王陛下真心忠诚的仆人，在陛下的枢密院中效力。”因此藉由枢密院，英王可以运用非正式的治权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调和节制，使国家的方向趋向统一。同时，英王代表英国的宗教、历史、文化和共同的价值观，重要的国礼由英王主持，在西敏寺进行。西敏寺是大英民族历代皇帝和伟人的墓庐。就实质权力而言，英王和枢密院远不如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然而就其作为国家的象徵并担起民族的历史、文化与薪传这一点又特色鲜明。

　　混合政体可取长补短

　　中国和英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容纳贤能并且不因政府分权而失却整体性，是因为两国实行的都是混合制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单一政体是不好，最好的政体是君主、贵族贤士与民主的明智结合体──“帕勒提”(polity)。因为西方政治哲学有一个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到罗马史学家的传统，他们深信每一种政体总有它腐败的内在因素。君主制会堕落为独裁制、贵族贤人制会堕落为寡头制、民主制会堕落为暴民制。每一种典型政体和它的堕陷形式，都是一体共生，逃不了衰败的宿命。所以古希腊和罗马实行的是混合政体，用一种政体的优点补充另一种政体的缺点，以维持国家于不坠。

　　政治制度是文化的产物，有怎样的文化传统就应该有怎样的政治制度。一个民族，在出于她自己文化的制度里生活，才能发挥这个制度的长处。同样的，一个民族的特性，也需要靠与其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来保持。当前中国实行的是民主与贤能的二合制，而英国实行的是君主、贤能与民主的三合制。二合制与三合制都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道德维系各方面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内地评论员吴鹏飞认为，这次英国对习主席来访，破格破例，礼遇之隆，连奥巴马和普京也不能望其项背，所表达的是一种英国对中国的新的精神认同。我也盼望英国的礼遇出自真心实意，并且珍重的不仅是经济前景而更是彼此相似的人文传统。如此，则不仅对英国有利，对举世也将大有裨益。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理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