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网6月15日讯 本港媒体南华早报网15日刊载其对王国锋的专访文章。王国锋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因为创作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主题的巨幅全景彩色的观念摄影作品而闻名。他的作品以批判的角度揭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演变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他的摄影作品尺幅巨大,一些作品高度可达6.5米,宽度超过23米。他通过前期移动视点局部拍摄以及后期的计算机拼接合成,使整幅画面上的每一处细节都得以高清晰呈现,让观者从对细节的阅读中感受到其建筑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和当时的社会理想。
王国锋是全世界唯一一位获得朝鲜中央政府特别批准的外国艺术家,自2011年以来,他已经四次深入朝鲜进行艺术创作。他目前正在计划第五次进入朝鲜,拍摄执政的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庆典。
问:您的社会主义系列作品的构想从何而来?
王国锋:艺术观念和艺术创作通常根植于艺术家所处的时代,以及艺术家本人的成长背景。作为中国人,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今天的处境,对我而言,这一系列作品是有感而发的东西。
我从2005年开始创作这个系列。实际上,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过去时的概念了。我们不可能再去亲历那段历史,但可以梳理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而那个时代的建筑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是精神的物化体,是那个时代的纪念碑。
这些建筑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或者说整个“东方集团”在1950年代由于受到前苏联政治模式的影响与规范,其建筑风格及样式也受到前苏联政治模式的影响或者说效仿,尽管在不同的国家或文化背景下样式或风格会有所变化,但我们仍可以看到它们呈现出清晰的“血缘关系”或脉络。
问:您这一系列作品包含哪些国家?
王国锋:所有曾经的和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波兰、东德、捷克、罗马尼亚、中国、朝鲜、古巴和越南等十几个国家。我最早拍摄的是中国和前苏联时期的建筑。朝鲜是当今世界仅存的正在进行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朝鲜是我这个计划的重要部分。
问:您是怎么说服他们让您的朝鲜拍摄项目得以实现的?
王国锋:我做了很多努力申报我的项目,从2008年开始,历时3年多的时间。我试图联系了不同的部委,寻找有效的途径。我还将我以前拍摄的社会主义建筑系列作品结集成画册,作为申请材料的一部分。我想是这本画册说服了他们。
问:在朝鲜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
王国锋:朝鲜作品在我整个的乌托邦系列作品中又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系列。我拍摄了朝鲜的政治建筑、大型政治集会、大型歌舞表演阿里郎,还有个体,包括工人、农民、医生、大中小学生、女交警、幼儿园儿童、以及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包括知识分子家庭和农民家庭。
在朝鲜,很多事情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那样的社会语境中,可谓处处有奇观。我通常需要提前两到三个月提交我的拍摄计划。第一次去印象最深。下飞机后最先会被安排去万寿台,瞻仰巨型的金日成铜像并献花。一个塑料花篮10美元。第一次到朝鲜,我对所看到的一切都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安静的街道两旁,人们默默行走,非常超现实,让我恍惚觉得回到了童年。
朝鲜政府安排了五个工作人员陪同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工作,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来自国家安全部。
我提交的拍摄计划经常会被朝鲜政府修改,他们可能删掉一些我想要拍摄的项目,同时也会增加一些我并不感兴趣的项目。
在拍摄的过程中,这些工作人员密切地观察我所拍摄到的对象和我的言行。一旦他们发现我们拍摄了计划以外的东西,或者说了他们认为是不敬的话,他们就会立即翻脸,要求我们立即删掉或改正,并警告我必须严格遵守他们的规定。
朝鲜是中国过去的一面镜子。朝鲜社会里宏大的场景和个人对于领袖的膜拜,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所认知的是,他们的一切都是领袖给予的。领袖是神。
问:他们对您的作品有什么反馈意见吗?
王国锋:他们觉得很好。其实第一次批准我去的时候,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希望通过一名外国艺术家的视角来展现朝鲜社会和朝鲜人民的生活。
我的朝鲜项目完成后,他们希望在朝鲜国家美术馆做我的个展,希望我将全套作品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他们表示要出版发行我关于朝鲜作品的画册。
问:通过“摆拍”朝鲜,您想表达什么?对于您的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王国锋:是的,这个拍摄的主动权不在我手里,是他们在为我摆拍。我在朝鲜的工作是被密切监测的。对于这种摆拍最初我是反感的,但后来发现这恰恰是朝鲜社会的另一种真实。这样一种表演式的真实,也是朝鲜社会的常态。游客也许会偷拍摄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片段,这是一种真实。而我的作品记录了朝鲜社会的另外一种形态的真实,大型表演,或者说“集体无意识”的真实,而这恰恰是构建朝鲜“神话”(mythologies,神话,虚构的真实)所不可缺少的。
我的社会主义建筑系列作品,是对人类追求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那段历史进行追忆和梳理。而我的朝鲜系列作品,则是对现实版追求乌托邦理想的真实记录。
我的乌托邦系列作品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作为一名独立的艺术家,我当然希望可以与不同的社会语境展开深入的对话和互动。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我记得(法国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罗兰·巴特曾经说过“(只有)充分地体验了我们时代的矛盾的两个极端,才有可能使批判成为通往真相之路。”
问:未来还会继续去朝鲜进行艺术创作吗?
王国锋:我的朝鲜系列作品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拍摄到了我被允许拍摄的一些政治景观和个体。但仍然还有一些项目值得我再去拍摄。我目前正在计划第五次去朝鲜,拍摄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的大型庆典。
资金也是我能否继续拍摄的考虑因素。这四年里我大约花费了150万元。另外,他们希望在朝鲜国家美术馆办我的个人展览并出版我的画册,我也需要筹钱来完成。
问:您也去过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等国家。这些国家现在给您什么样的感觉?
王国锋:这些国家虽然从集权转向了民主化,但曾经的社会主义痕迹并没有完全消失。无论在海关、酒店还是餐馆里,与当地人的对话中,你仍然能够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那种逻辑和思维方式。人们似乎对曾经向往但突然降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感到茫然。实际上,目前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萧条时期,对乌托邦的讨论是最热烈的。但完美的制度到底在哪里,目前谁都没有答案。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诉求,而人类一直在探索和寻求一种更好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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