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春山：中国如何开展“秘密外交”

　　文/木春山

　　狭义上讲的“秘密外交”，给人的感觉带有非主流色彩，但其实秘密并不等于有问题，也不等于见不得人，这与外交所展现内容、运作方式的相对私密属性有关。

　　在西方人看来，外交通常都是“水面下的运作”，公开活动已经是外交的成果而不是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外交都是“秘密”的；某种程度上，“秘密外交”才是政治常态。

　　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也实操了不少“秘密外交”。在这些尚未公开或者不适合公开宣传的外交实践中，升华了中国的外交探索，也让中国外交的利益取舍更加明晰，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必不可少。

　　从外交手段来看，中国的“秘密外交”与西方类似，都是在不声不响，外界后知后觉的情况下实现的。

　　比如西方媒体曾报道，2013年中国和塔利班的秘密接触已经开始了好几年。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中国曾在巴基斯坦和塔利班进行了“低调的接触”，涉及到的官员是大使级别。“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塔利班被赶下台，中国“悄悄地”与巴基斯坦境内和塔利班有联系的组织进行了沟通，这种局面在美国看来，除了巴基斯坦，中国成了唯一与其保持联系的国家。

　　除了与塔利班的“秘密外交”之外，中国外交史上出名的中美破冰之旅，也是在秘密外交中实现的。1972年尼克松出现在北京机场的背后，是周恩来与基辛格等中美外交家数年来秘密协调的结果。期间不只是中美双方都在发力，也有诸如巴基斯坦等友邦的穿针引线与积极协助。显然，在冷战尚未结束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秘密外交”是当时客观条件下的一种必须，也是一种必然。

　　从外交内容上看，中国的“秘密外交”主要讨论的也是暂时不能公开的话题，这些话题有可能是对当下产生影响的，也有可能是对未来带来长期作用的。比如为了重启六方会谈，仅2014年，中国外交官凭借着与朝鲜、美国、韩国等相对良好的沟通渠道和外交关系，多次穿梭往返于平壤、华盛顿和首尔之间，为会谈的重开进行密集斡旋。

　　期间所谈的话题当然不能公开，有些肯定会非常敏感。因而必须通过一种相对保密的方式来进行沟通与协调。虽然六方会谈至今没能重启，“秘密外交”的效果尚有待观察，不过中国为此付出的极大辛劳获得了外界的认可。

　　除此之外，前一段中日之间的“秘密外交”更是进行的风生水起。其实中日外交的形式并不能说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秘密外交”，因为彼此来往是公开的。比如中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在2014年中曾到访日本，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当年曾两度访华。这些都是媒体公开报道的讯息，谈不上“秘密”。但之所以称其为中日间的“秘密外交”，是因为会谈的内容，所见的人物，都是媒体不了解，或者说官方未公开的。比如胡德平访日与安倍晋三进行了“秘密会晤”；福田康夫访华见到了习近平，习还在会见中通过福田发出了对安倍的质问。

　　这些内容符合“秘密外交”的特性，对当下乃至长远的中日关系无疑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外交结果来看，“秘密外交”实现了中国利益最大化。无论是中日之间围绕靖国神社和岛屿争端的“破冰外交”，还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围绕缓和与建交的一系列秘密接触，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应对国内外环境变换的灵活外交手段。

　　在当下社会，实现国家利益的“秘密外交”有着足够的道德支撑和信意制高点。而在各种信息传播手段泛化、信息传播效率高度发达的今天，所谓的“秘密外交”其实也失去了秘密的本质，已经从百年前的无限追求国家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别国利益实现自己目的的外交动因中，逐渐回归到了有限追求国家利益的本质内涵层面。

　　比如中国利用官方或半官方组织，和叙利亚反对派、缅甸反对派等中国传统友好国家的反对派接触与交流，就是这种国家利益观的外交体现，也是对传统意义上“秘密外交”的创新与升华。

　　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在玩“秘密外交”，如何做得更地道、玩得更精彩、展现的内涵更丰富以及更符合国家利益，其实是一场国际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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