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也“玩”过类似的“葬礼外交”，并有所突破。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苏交恶，但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执政后期对华态度有所改变。中方抓住机会在他1982年去世后，派出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作为中方特使参加葬礼并与苏联外长实现会晤，两国关系出现融冰迹象。1984年苏联“一把手”安德罗波夫逝世，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前往哀悼，并邀请苏联政要访华。1985年又一位苏联“一把手”契尔年科去世，中方派遣时任副总理的李鹏赴苏，这次见到了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两国关系逐渐迈进正常化。
曼德拉葬礼传达出的第二种小聪明是犹太人表现出来的。曼德拉去世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出席葬礼；后来又发表声明说，考虑到此行将花费数十万美元的交通费、食宿费和安保费用，因而内塔尼亚胡最终取消了到南非的计划。
有媒体分析了这种前后矛盾表态的原因，一个比较让人信服且有趣的说法是，由于全球都在哀悼这位具有标志意义的伟人，以色列必须做出友好姿态。但曼德拉曾长期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压迫”，因而以色列官方对他一直有所忌惮。最终找到了一个看似圆润也能说服国人的理由“下台阶”——为了以色列经济发展以及不乱花纳税人的钱。
然而犹太人的聪明，反而在沙龙的葬礼上被俄罗斯人学会了。沙龙去世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态将出席葬礼。此人是除了总统和总理之外，在国际外交圈内实际上代表俄罗斯的“第三号人物”，且和以色列高层多有交道，是出席葬礼的合适人选。但葬礼前一天，俄罗斯突然宣布改派国家杜马主席出席。
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或许是俄罗斯顾及到阿拉伯国家看法的一种隐晦表达。因为和掌握外交资源的外长相比，国家杜马主席象征意义更大，但完全不实际操作中东事务，不会对俄以关系带来任何实质影响。这种“葬礼外交”虽然形式大于内容，但也充分照顾到了所在国的面子和情绪，是两国关系并不特别紧密的时刻采取的一个比较讨巧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