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9月12日，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大公网评论员 木春山
中东问题的议程转换通常是快速和戏剧化的。2个月前的叙利亚化武危机，曾一度让各界以为战争来袭，随后在俄罗斯引入国际核查的提议下，危机化解。不久前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验尸报告出炉，以色列成了巴方眼里的“唯一嫌疑人”，外界又开始担心巴以和谈面临考验。
然而比上述两件事更具有戏剧性的是伊朗核问题的会谈。在外界都不抱有希望之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的外长几乎同时抵达了会谈地点——瑞士的日内瓦，参加了一次此前根本没有对外安排的会议。这种突如其来的“大国外长”聚会的局面被外国媒体解读为是伊核问题即将出现“破冰”的最直接迹象。
伊核问题中国人关注度并不太高，加之目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八届三次中央全会正在北京召开，身为中央委员的中国外长王毅留京开会，因而中国其他高级外交官参与“大国外长”会谈。这个细节恰好体现出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角色。
和巴以问题一样，在周边外交日益贴近中国外交政策中心环节的趋向下，中东外交难以排上中国外交的顶级日程表。不过在笔者看来，中国虽然没有在伊核问题上发出太强的声音，但却是此问题的受益方之一。比如在伊核问题紧张之际，西方对伊朗制裁，而中国油企却能在伊朗中标大油田。在伊核问题面临解决的背景下，中国立场和角色依然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大的国家利益。
很多人喜欢把伊朗核问题的会谈也比做“六方会谈”，实际上这是一次七方会谈。参加者除了联合国五常理事国——中美俄英法之外，还有德国，再加上伊朗，就组成了会谈的主体。有时候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也会与会，会谈的规模就更大。
参与会谈各方的立场差异化明显，会谈是一次展示各方态度的、磨合各方利益交集的机会。因而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各方的立场。
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这四个西方国家的立场通常一致，那就是伊朗必须停止铀浓缩，放弃发展核武器的任何可能性。中心点是“弃核”。正因为伊朗数年来一直不放弃铀浓缩，因而美国和欧盟在联合国制裁决议之外，单独对伊朗实施了更严重的金融制裁。解除制裁的要求依然是“弃核”。
俄罗斯的立场显得比较暧昧，时而强调伊朗弃核的必要性，时而关注自己在西亚的战略空间，积极协助伊朗发展核计划。伊朗首座核电站就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最终完成并运转的。俄罗斯为了体现对伊核问题的发言权，有时还会提到协助伊朗弃核的条件，比如俄罗斯为伊朗提供低纯度浓缩铀等建议，但最终都没有能实现。
中国的立场用官方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伊朗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同时也应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而伊核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通过对话、谈判等合作手段……中国不赞成对伊朗的单方面制裁。”简而言之就是伊朗可以进行有限的浓缩铀活动;伊核问题不能导致“战争”;西方对伊朗在石油等问题上的单方面制裁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利益。换句话说，“非战”和能源保障，是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根本利益。
正因为六国对伊核问题的态度存在各种不同的范式，因而伊核问题的解决一直充满坎坷和悬念。如今随着伊朗新总统鲁哈尼上台，对西方释放缓和信号，伊核问题确实出现了积极迹象。在外国媒体的眼中，“大国外长”聚会很可能就伊核问题达成两步走的战略协议——第一步，伊朗在一定过渡期内实施有限的浓缩铀，西方开始缓和制裁;第二步结束过渡期，伊朗的浓缩铀计划置于国际强有力的监督下，使之完全没有可能用于核武器生产，西方制裁逐步解除。
客观而言，虽然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角色并不突出，立场也可能并不为西方认可，西方媒体也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不过从这个可能实现“破冰”的方案上来看，里面确实体现了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且完全满足了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利益取向。数年来，伊核问题谈判中，中国的身影被西方大国和俄罗斯的博弈所掩盖，角色很模糊，但从获得的最终收益上来看，中国的角色实际上却最有价值——以很少的外交转圜，换回了足够的利益空间。
具体而言，中国反复强调的“非战”因素，从目前看来已经完全实现。伊朗核问题已经走出了内贾德当政时代伊朗和西方剑拔弩张的冷战氛围，接触和对话成为各方的行动指针。和西方某些政治家叫嚣开战不同，中国始终坚决反对战争，因其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带来巨大影响。而“非战”，又会促进伊朗对中国态度的友好，并加强与中方的能源合作。这足以确保中国在伊朗的能源安全地位。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和伊朗互动频繁。伊朗新总统鲁哈尼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深入地会晤;有着重大政治影响力的伊朗议长拉里贾尼刚刚到访中国，加强了与中国包括石油在内的各种合作意向。中伊高层交往是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最好表现，也是伊朗对中国在伊核问题上角色的充分肯定。
因而，从种种迹象上都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伊核问题谈判若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各方都是赢家，中国获利会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