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当安倍晋三就任后首访中国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三，当时日本对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义，是建立在日本经济优势的前提上。七年后的今天，日本对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还需要心理上的思考期。
第二，同第一点相关联，日本经济优势的相对减少，让日本外交战略转型成为了一个迫切的课题。二十世纪70年代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日本同亚洲国家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差距，这也成为了“经济外交”战略的基础。然而上世纪90年代后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虽然仍然享有明显优势，但已经感到经济巅峰早已过去，日本外交战略在“后经济绝对优势时代”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从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提出。小渊惠三时期提出“人的安全保障构想”，展示了向外交软实力和智力方向发展的趋势。缺少经济绝对优势后的日本，外交战略的重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在过去10年经过了很多的曲折，到底“价值观外交”是否应该成为代替经济外交，成为同日美同盟同等重要的地位，还没有共识。
第三，从战术上来，安倍晋三认为对应一个日益“强硬”的中国，首先不能够退让，因为这样只会给对方送去“软弱”的信号，然后要通过同中国周边国家搞好关系来促中国“变”。这个迂回战术，事实上同第一点也是相联，因为日本在同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交往，不再那么有信心，要让中国变化，不是同中国进行越多的对话越好，而是要通过同ABC国家(all but China，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建立更多的关系，才能客观上增强日本在同中国交往中的力量和信心。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安倍执政后，提出“地球仪俯瞰外交”遍访东南亚、东欧、中东，绕着中国搞外交的理由。
中国新领导层正式执政后，最高领导人对中日关系表态很少，今年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唯一公开报道的对日表态，是1月25日会见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时候，“提及了集中力量搞经济，因此要同邻国保持和平互惠关系”，但是对于中日首脑会谈，还没有过公开的表态。
首先，中国对于日本为了首脑会谈而会谈，有很强的不信任感。第二，中日在近代历史上出现了首次的同时强的时代，双方都缺乏影响对方的手段。
第三，首脑会谈需要有能够给国内有交待的成果。官方言及该话题是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在回答记者关于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时候说：“要是见面了就吵架也不好。”所以首脑会谈需要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不是继续重复2010年以来两国的问题和争端。
中日无疑需要首脑会谈，但是目前时机是否成熟仍值得讨论。把时间跨度放长一些看，中日双方目前的关系冷淡，可能客观上为双方提供了冷静思考的“冷却期”。中国继续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日本虽然相对优势减少，但国际作用仍然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中日在地理上互为邻国的物理属性永远不会改变，花一点时间冷静思考如何看待对方和如何定位自己，从长远看可能对双方会更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