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
北戴河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北戴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非常特殊，许多重大决策、重大事件都和它有联系。
建国后，中共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在北戴河作出。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同年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也在北戴河作出。
北戴河疗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晴雨。“文革”期间北戴河办公制度中断，需要疗养的干部许多被送到五七干校。而到了1984年，随着一些老干部平反昭雪，疗养院又重新收回给各个部门，疗养又逐渐恢复。
朱桂新还介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戴河办公的恢复，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重要决策都和北戴河有关，比如进行“严打”的决定就是在北戴河出台的。
1983年全国治安形势严峻，公安部7月16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17日，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到达北戴河海滨，19日上午邓小平和刘复之谈话，拿着报告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
邓小平提出三年内要组织三次战役，“严就能治住。”
在北戴河几次会见日本客人时，邓小平还肯定了农村改革，并向外国朋友展示了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其时，有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兴建特区表示担心，邓小平对此表明了鲜明的态度。
孙志升说，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备工作也是在北戴河进行，十五大报告的起草班子就是在北戴河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建议，进行推敲修改。
据了解，事实上，几乎每次党代会之前的酝酿会议都是在北戴河举行，这个时候北戴河最为外人关注。
（本文内容来自2003年7月23日《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