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坚持要求钻石婚恋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所以我就称他为“大佬先生”吧。他属于一夜暴富的“富一代”，他们通常在变富的过程中抛弃发妻。钻石婚恋的客户中还包含很多“富二代”，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女性和男性，富有的父母通常出资为他们寻找伴侣，这些父母热衷于严密把控他们的婚姻选择及家族遗产。

　　但像大佬先生这样的富一代习惯于操控一切，他们可能是最不愿妥协的客户。

　　大佬先生对第二任妻子提出了极其详细的要求。他表示，理想的人选应该像年轻版的电视主持人周涛：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下巴微尖，牙齿完美，双眼皮，拥有丝绸般的长发。为了确保她的性格好，运势好，大佬要求她的五官——面相——要十分和谐。

　　“当客户开始寻找目标时，他们想要的就是美女，多高、多白、多瘦，”杨静说。“有时他们要找的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人，这些客户也通常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就是他们心中的那一位。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们从幻想回到现实。

　　当然，幻想却正是钻石婚恋所兜售的。杨静的上司飞扬是一位穿着黑色皮衣声音沙哑的女士。在入行前，她曾从事电子产品交易。她把我请入她铺着厚软地毯的办公室，让我在一张亮粉色的沙发上坐下。她告诉我公司在2005年上海成立后，致力于宣扬“婚恋文化”。现在公司有六家分公司，雇佣着200位咨询师、200位全职猎头和好几百位兼职猎头，这些人几乎全部是女性。

　　她的雇员都叫她“飞老师”，飞老师开办了一个名为“怎样做贤妻”的培训班，教授女性们怎样在嫁入豪门后持家，揣摩丈夫的情绪，并向她们讲授“性关系的重要性”。培训班有两门课程，每门课程讲授14天，一共下来需要约1.6万美元的学费。

　　但是钻石婚恋的首要目标客户还是男士，越有钱越好。公司四百万会员中大部分都是男士。他们之中有的人每月支付几美元来做些基本的搜索。另一些人每月则会花上高达1.5万美元的费用以便能够查看只给高端会员准备的数据库，并得到专业婚恋猎头量身定制的服务。

　　公司最富有，最舍得花钱的顾客90%都是男士。他们对讲座和数据库的兴趣不大。他们想要的是认识那些还没有被其他会员在网上浏览过信息的年轻女性。飞女士冷静地把这些女性叫做“新鲜资源”。婚恋猎头的工作就是去找到她们。

　　除了提供大量的人选，这些婚恋介绍活动也给顾客一种安全感。严格的背景调查排除了飞女士所说的“拜金女、骗子和道德败坏者”。按活动规模大小，钻石婚恋的收费从5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有时甚至更多。飞女士说这是物有所值。

　　“多花些钱找个完美的妻子有什么不对?”她问我。“这可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资。”

　　在和大佬先生签合同前，杨静就觉察到了麻烦。她和一名同事从公司只面向高端客户的数据库中选出了一些女性作为模版。他们给大佬先生看了公司最抢手的3000名女性的资料和照片，他没一个满意的。

　　“哪个姑娘的眉毛只要高了半毫米，他都会把照片扔到一边说 ‘不行!’”杨静说，“他总能挑出毛病。”

　　这可是50多万美元的生意。杨静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找到合适人选。要她操心的还不只是大佬先生。我们有一天下午见面的时候，一向富有活力的杨静歪坐到沙发上，显得精疲力竭。她刚同一位女富商面谈了一个小时。这位年近四十的女士愿意出10万美元让钻石婚恋给自己找个财富地位相当的丈夫。

　　“我只能告诉她我们接不了她的生意，”杨静说：“没有哪个有钱的中国男士会想娶她。男人们都想要年轻的，不那么强势的。”

　　好几分钟的沉寂后，她又说：“这些剩女真让人忧心，你们美国也有剩女吗?”

　　一位母亲的寻觅

　　起初，俞佳没有告诉儿子自己在替他找对象。家庭刚刚遭遇不幸，她不愿让儿子感到不快。此前，她与身患肺癌的丈夫离开东北的哈尔滨，希望他能在北京得到更好的治疗。他们的两个儿子已经生活在北京。但她的丈夫仅仅过了一年便在2009年撒手人寰，他们仅存的2.5万美元家庭积蓄也就此一文不剩。

　　伤心欲绝的俞女士与她的两个儿子一起住在北京近郊的一套公寓中。一个儿子已经结婚，而当时36岁的儿子赵勇却仍旧孤身一人。但是，俞女士某天在天坛的榆树林里遇到了熙熙攘攘的一群人，她的生活从此有了新的目标。

　　“我下定决心，在替儿子找到老婆之前绝不回家，”她说。“这是我这辈子唯一还没办成的事。”

　　拿着她的牌子深入一大群陌生人中间，这让她在刚开始时感觉很不自在。她的两个大些的儿子是通过传统方式找到的妻子：一个通过媒人，另一个通过朋友介绍。但小儿子赵勇还没结婚。他丢掉了在哈尔滨一家电子工厂的工作后，跟随青梅竹马的恋人来到北京，原本计划结婚。但女方家庭要求得到约合1.5万美元的彩礼——也就是中国农村新郎家给新娘家的礼金。俞女士家出不起这笔钱，两个人的恋情就此告吹。

　　俞女士的小儿子赵先生干着司机和销售员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前女友跟别人结了婚，生了孩子。他告诉母亲， 他根本没时间想结婚的事。

　　公园里的陌生人们同样是背井离乡，跟俞女士有着类似的经历。她在这里找到了慰藉。这里的不少其他家长更加焦急：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俞女士来自农村地区，所以允许生多个孩子。)

　　但是俞女士发现，公园里的相亲对象往往是互不般配的“剩女”和“剩男”，分别来自社会的两端。所谓“剩男”往往是与她儿子类似的来自穷困农村地区的男子，他们身边的女性往往嫁给年龄较大、社会阶层较高的男人。由于中国性别失衡，随着更多过剩男性进入适婚年龄，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但“剩女”们要找到合适的中国伴侣可能更加困难，即使她们恰恰拥有剩男们所缺乏的东西：财富、教育和社会与职业地位。某一天我在天坛遇到了一位来自安徽的70岁退休老者，在为自己的大女儿找对象——他的女儿是北京某大学一位36岁的经济学教授。

　　“我女儿非常优秀，”他边说边从布袋中拿出一本她出版的学术著作。“过去两年给她介绍了差不多15个人，但他们最后都没敢要他，因为她的学历太高了。”

　　经历这次失败，他坚决反对自己的小女儿上研究生。“哪个男人也不会要你的，”他说。小女儿现在已经结婚，生了个外孙，但由于他忙于在北京为大女儿找对象，他难得见到尚在襁褓中的外孙一面。

　　俞女士的儿子赵勇发现母亲背着自己去找对象后，曾经很生气。他不想让任何人替自己做广告，尤其是母亲。但后来，他也让步了。

　　“我看出来她下了多大力气，所以也没法拒绝了。”他对我说。

　　俞女士没跟儿子讲起那些听说他在北京没有房产和户口就显得不屑一顾的家长们;但是她勉强说服跟自己儿子见面的那五六位年轻女子，再也没跟他进行二次约会。

　　但是，去年夏天某个下午，她似乎见到了一线希望。她跟另外一位母亲交换信息，对方没有立刻打退堂鼓。对方的女儿35岁，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还有北京户口。在某些人看来，她也是个剩女。当晚俞女士把儿子的照片用电子邮件发给对方。那位女儿开始拒绝见面，但一周后打来电话：“好吧，也许吧。”

　　俞女士十分兴奋。这已经是好几个月来唯一的实质性进展了。

　　高收费，高保密

　　我第二次去钻石婚恋的办公室时，杨静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耳语说：“我们有内奸了!”

　　几天前，就在大佬先生准备签合同，支付60万美元的服务费时，来自竞争机构的一个女人给他打了个电话，抖出了他与钻石婚恋的一些合同细节，提出帮他做个更加全面的搜索。大佬先生怒不可遏地打来电话， 称自己的机密信息被泄露了。

　　杨静说，几个小时之内，公司管理层就揪出并解雇了这个内奸——原来是被竞争对手收买的一个秘书。但她们花了整整一个星期，道了无数次歉，并且赌咒发誓加强保密措施，才让大佬先生回心转意，最终签了合同。合同条款规定，他一旦找到妻子，他的帐户信息必须像电影《碟中谍》里那样，彻底销毁。

　　“我们一向都签保密条款，”杨静说。“但现在，我们简直变成了一个秘密组织。”

　　大佬先生签下合同那天，她亲自飞往成都，开始了搜索之旅的第一站。她在那里搜寻了20多天，其间经常在晚上做同样的噩梦。“我每次接单的时候都很紧张，但这次，压力简直让人发疯。”

　　她的10人婚恋猎头团队用三个星期搜遍了大学校园和商场，努力完成每天找到20个高素质女子的目标，也就是每人每天找到两个。每超额完成一个，杨静会给下属16美元的奖金。她自己的目标是每天找到10个“A级”女子。

　　让她夜不能寐的不光是担忧找不到完美的目标，并因此而失去高额奖金——办公室的泄密事件让她对信息安全也感到不安。再失误一次，大佬先生肯定拂袖走人。

　　在成都的某个下午，在康师傅面馆匆匆吃下一碗牛肉面后，杨静注意到一位年轻女子打着手机 ，从她身后翩然而过，进入一家餐馆。一头长发挡住了女子的大半个脸，但她笑声清脆，步履轻盈，让人心动。

　　“她看上去开放、热情、愉快，”杨女士说。犹豫片刻，她跟着女孩进入餐馆，先就打扰她进行道歉，然后展开了魅力攻势。她挽起女子的胳膊——杨静的招牌动作之一，从她那里拿到了电话号码，照片和一些关键的基本信息：24岁，研究生，而且与主持人周涛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拒婚

　　去年秋天的一个周五，我在北京西边的一个麦当劳里见到了俞佳和她的儿子赵勇。赵勇现在已是39岁，可他有着一张年轻的面孔，没什么皱纹。但是他还是觉得岁月不饶人。为了攒钱提升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条件，他同时干着两份工作——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城市里穿梭，销售微波炉和化妆品。他的月收入大概是1000美元。周末有时他去给电影摄制组跑跑龙套，以赚取约合80美元的外快。

　　他的收入不算太差，但是要在北京找对象还远远不够。即使在乡下，男方家庭需要的彩礼也行情看涨。赵勇的大哥十年前在黑龙江乡下结婚时，他们家出了约合3500美元的彩礼钱。俞女士说现今女方会开出3万美元到5万美元的价码。在城市里，男方一般需要提供住房，这更是可望不可及。以赵勇现在的收入，要想在北京购买一套10万美元起价的小公寓，他还得攒上十年二十年的钱。“那时我就是个老头子了，”他苦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