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战役中的中国迫击炮兵。台湾《中国时报》资料图
中新网10月15日电 台湾《旺报》15日刊登前台湾当局高官郝柏村新书，解说蒋介石抗战时期有关事件。
全面抗战无法避免
书中说，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方的势力一直都很薄弱，日本深明此中情势，故步步进逼，从未稍缓。国民政府面临日军进逼及江西苏区中共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保有华北行政主权，一方面力图与日方妥协，争取缓冲时间，其方式为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以蒋介石挚友黄郛(同为张群留日挚友)为主任委员，与日本交涉缓冲。
因效果不彰，撤销华北政务委员会，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由何应钦主持，亦不能为日本接受，完成何梅(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协定后，何应钦被迫离开北平，再组华北政务委员会，由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主持其事，与日本周旋。
当时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天津市长张自忠，均为宋哲元第29军所属师长，北平市长秦德纯亦为西北军系统，此等原非嫡系将领，为日本所接受，而进行其所谓“华北特殊化”。
迄1935年，江西第五次对中共围剿成功，“共军”由赣南突围，历经湘、黔、滇、川、甘、陕，至延安。此际华北特殊化情势亦日趋明显，军校12期在北平已不能公开招生，故本期华北同学，均秘密而来。
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而实际倒蒋的六一事变失败，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基本上有形内战已告终，蒋一心以3至5年时间充实国力，准备抗日。
日本军阀明白，以此际情势，若予蒋如此时间，则全面侵略中国，势益困难，故乘国际绥靖主义高涨，日军侵略行动自由的时机，策动了卢沟桥事件。
七七事变起，西安事变善后仅初告段落。蒋原意仍由宋哲元以地方偶发事件，与日本交涉，避免事态扩大，但此际国内民情激愤，西安事变既和平落幕，抗日呼声高涨。
其实蒋深知安内基础并不坚实，抗战准备仍极不充分，能多争取一日之缓和则争取。
直至7月17日，亦即10日后，一为安抚国内抗日情绪，一为对日军阀提最后警告，期其适可而止，乃毅然宣布“最后关头已到”，亦即在国策上，由“安内攘外”，转为“攘外安内”。日本于7月28日攻占北平，显然以此回应蒋的宣示，则全面抗战已无回旋余地。
北平沦陷，舆论对宋哲元多有责难，蒋特于8月1日在南京军校举行扩大纪念周时(郝柏村当时亦参加)，不但未责宋哲元，更赞其数年来与日本周旋，争取时间，对国家非仅无过，而且有功。
日阀攻占北平重镇，乃显示全面侵华的决心，但其如意算盘，以3个月速战速决，击灭蒋的嫡系黄埔系统为目标。
全面抗战既无法避免，军事战略的首要考虑，是主战场与主作战线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