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但日本置之不理。一个月以后，两朵原子弹爆炸引起的蘑菇云久久悬停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它们显示出来的破坏力震惊了整个世界。
日本投降一个多月后，一封来自国民政府驻瑞典大使何凤山的电文，静静地躺在了蒋介石的书桌上：“据瑞典新闻社称：莫斯科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自1934年在卡普甲教授督导之下，已完成分离原子之试验。据苏联发言人称，用苏联制造爆炸性原子之方法，制造原子弹，其成本较美国所制者为廉。”蒋介石在这份电报上用红铅笔轻轻点上标点句读，但没有作任何批示。
李宗仁成为原子弹推手
10天后，一封有关德国人研究原子弹的报告再次摆上了蒋介石的案头，但这些并没有让蒋介石下定决心。真正让他把原子弹和国民党联系起来的，是李宗仁。
事情起源于1946年1月，李宗仁无意中获得的一份情报。情报称，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省曾秘密派遣了一支技术队伍到河北张家口采掘原子放射性原料。日本投降后，这个研发原子弹的小组中，有三十余人被逮捕，其余未遭逮捕者全都隐姓埋名藏匿在北平。李宗仁把此情况电告蒋介石，同时建议国民政府也开始研究原子弹。
蒋介石不放心李宗仁，私下里派戴笠查这件事。很快，戴笠接连几份密电，证实了李宗仁的话。
戴笠还建议蒋介石争取日本专家的帮助研制原子弹，并仿照美国成立“顾问委员会”。这次蒋介石批准了报告。但是经过军政部长陈诚的核实，认为自抗战胜利以后，各种有关日本科研人员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讯息，经过一一查证过滤，其结果似乎都是“确有此事，但是查无实据”。
此事貌似没什么戏了，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曾国藩的曾外孙俞大维时任兵工署副署长，他与当时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私交很好。有一次，魏德迈直接问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造原子弹?”俞大维觉得良机不可失，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下令激活秘密计划
自此，国民政府开始了原子弹研制的暗中筹划。这一行动是在蒋介石的特许下，由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和兵工署长俞大维负责筹划的。自1945年秋开始，这个筹划过程主要围绕派人赴美国学习研制原子弹而展开。
在俞大维的保荐下，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蒋介石告诉吴大猷，他已下令拨经费十万元法币激活这项秘密计划，并且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间大礼堂，作为原子弹研究室之用。对此，吴大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发展原子弹，钱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才，有了专门人才才能克服研制原子弹的困难。”蒋介石当即向吴大猷承诺，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作为奖助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人才名单由吴大猷选拔开具。
1945年秋，吴大猷和同为西南联大教授的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共同赶往重庆，和军政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会面，咨询筹划中国原子弹的发展计划。曾昭抡是曾国藩的嫡曾孙，而俞大维是曾国藩的曾外孙，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纲又是俞大维的妹妹。曾昭抡于192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化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历任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还是中国化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俞大维为原子弹计划，找到曾昭抡是顺理成章的事。华罗庚则是由曾昭抡向军政部推荐的。
这次会面的结果，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认为“有人才有弹”，于是决定选派一些学物理、化学、数学的人员出国，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的情形。
出国考察与学习的人选由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从西南联合大学的助教和学生中物色。曾昭抡负责化学的人选，他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駪;华罗庚负责数学的人选，他推荐了孙本旺;吴大猷负责物理学的人选，他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还有一个是已经在美国的徐贤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