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民进党执政 两岸关系结构性变化

目前两岸关系的浑浊不明不是双方的磨合状态，而是结构性变化的前奏。

　　中评社香港11月15日电 福建省台湾研究会秘书长李吉寿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作者认为：“不论采哪一方的定义，现状已开始质变。目前两岸关系的浑浊不明不是双方的磨合状态，而是结构性变化的前奏。”“两岸关系的根本性结构要素只有三个：身份认同、物质力量、制度。与当前的两岸关系相对应，这三个结构要素主要延展为双方对相互关系本质属性的立场、综合实力对比、互动模式或机制。”“美国与中国大陆的优势对比不断缩小，正接近具备平衡地区秩序的能力，这一趋势必然使大陆对现状的塑造能力和话语权越来越大，美国将来被淡出的可能性逐渐上升。《与台湾关系法》的安全承诺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政治承诺，两者的有效性都建立在美国对大陆综合实力具有优势的基础上，但这个基础正不断弱化。”文章内容如下：

　　前言

　　蔡英文6月8日在参加大陆台商端午节联谊活动时称，致力于“维持现状”，建立具一致性、可持续、可预测的两岸关系“我说到做到”。确实，蔡从参选以来的历次正式宣示乃至“5.20”就职演说，以及就职百日的记者茶叙会，其“维持现状”的论述具高度的一致性，但同时各界对其质疑的声浪也从无间断。民进党执政之下两岸关系现状能维持吗?抑或维持什麽样的“现状”?本文认为，不论采哪一方的定义，现状已开始质变。目前两岸关系的浑浊不明不是双方的磨合状态，而是结构性变化的前奏。

　　“现状”定义的异同

　　在对蔡英文的“维持现状”争议中，大多数论者都将蔡英文对“现状”的论述作为其政策论述的依据，或者作为其政策论述自身的一部分来加以解读，但什麽是现状和什麽是政策常常含混不清。这是因为两岸三党以及美国对“现状”的论述，其本身就是政策论述所包含的核心，同时，对政策的论述也包含于对现状的论述中，现状论述和政策论述是互相包含的关系。这里的现状论述和政策论述是指各方较完整的、较为正式的和有一定确定性的相关宣示。

　　1、各方“现状”论述的共性

　　比较方法是认识事物的一般性方法，清晰的比较建立在确定具有共性又具有差异性的统一范畴的基础上。有共性才有可比性，这是比较的基础，有差异性才能发现本质，这是比较的意义。本文认为在认识论层面，一方面，因为各方政策中唯一共同加以论述的只有“现状”，并且还具有一定共性，所以以“现状”为范畴，才能将各方政策置于具有统一范畴的分析框架中加以比较。另一方面，又因为“现状”是各方政策的核心分歧，只有厘清“现状”的差异性才能了解政策的本质。居于此，我们首先要确定各方论述中的“现状”共性在哪里?

　　“现状”的共性体现为现状包含部分共同的事实——“非战”状态，即各方常常表述的“和平”。两岸关系现状中的“和平”是什麽?或是一种事实、或是一种工具、或是一种目标?和平可以是一种工具，如大陆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而谋求和平统一;台湾推动两岸和平而谋求“不统”，甚至“和平独立”。在这个意义上和平是一种工具。和平也是一种目的，两岸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样，都追求和平生活。然而，很显然，作为工具的和平与作为目的的和平，只是所有和平事实的部分，既不是两岸当局全部的主观和平意图，更无法涵盖客观的和平事实，同时无法指涉两岸和平的特定性质。因此，工具和目的都不是有效的概念。在各方对现状认识的共性上，和平主要是一种状态，也就是一部分共同的客观事实。黄嘉树认为，和平是人类群体间人为建构的一种非战的事实，包含潜在战争的状态。本文的“和平”指的也就是“非战”的客观事实而非国际公法意义上以签署和平协定或者条约为依据的结束战争的法律状态。因此，两岸关系自金门炮战结束以来，已经进入和平状态，只是这种“和平”并没有在法律上解除两岸固有的敌对结构，且合作程度很低。各方所宣示的所谓“维持现状”，大陆的“和平发展”，国民党的“不武”，民进党的“台海和平及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美国的“反对武力”，其本质有很大不同，但都指向维持最低限度的和平，也就是一种非战的事实状态，这是各方现状论述的唯一共性。

　　2、各方“现状”论述的差异性

　　三党四方对“现状”论述的差异性体现在“现状”的三个基本内涵：现状的本质属性、现状的基础和现状的发展性。

　　1)各方对“现状”的本质属性认知差异大

　　台湾岛内蓝绿两党对现状的表述，均回避本质问题，但它们的两岸政策相关先置条件，事实上回答了本质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中华民国宪法’架构”，那麽可以说现状的本质是“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大陆。蔡英文提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很少有人关注，“宪法架构”与“宪政体制”之区别。这里的“‘中华民国宪法’架构”意指“宪法”中的“中华民国”疆域包含大陆，有一个中国意涵，而“‘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更多的是指台湾岛内的民主政治，与两岸关系缺乏直接关系。民进党“立委”郭正亮认为，“两岸是特殊关系，有两部宪法，现状就是和平发展，对台湾而言，民主制度与分治的现实，这是维持现状的四项基本内涵”。郭的论述可以看做是间接的注解。以“宪政体制”为先置条件，包含了不推动涉及两岸关系的革命性“修宪”的意涵，间接并微弱的暗示尊重“宪法”中的领土条款。这种暗示虽然有寻求各方共识的意图，但过于隐晦和微弱，甚至不如陈水扁的“四不一没有”，其侧重点在于表示不做“麻烦制造者”，消除外界对其稳定性之顾虑。由此观察，蔡英文并未对现状的本质做出清晰论述，但从这个前置条件看，蔡所主张的两岸现状在本质上大体是“‘中华民国’是台湾”或“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大陆方面对现状的论述最为清晰：两岸现状在本质上是一个中国，主权统一。国台办声明指出：“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美国方面对现状无清晰论述，但它为现状下了明确的定语，表述为“我们定义的现状”(statusquoaswedefineit)。那麽什麽是美国的定义，可以从美国台海政策的依据中分析。美国长期以来宣示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其制定和实施台海政策的依据。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一再声称，对中国的“一个中国”立场使用的词汇是“认知”(acknowledge)，而非更为正式的“承认”(recognize)或者“接受”(accept)。而《与台湾关系法》的立法依据则是《三藩市和约》，所以客观的说，美国官方是把“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现状本质的。

　　比较蔡英文、大陆和美国对现状本质的论述。首先，如上文所述，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宪法’架构”的一中意涵已经不强，而蔡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则与此意涵相去甚远，蔡对现状的本质认识与大陆没有共同的联结点，因此未来大陆和民进党要在本质问题上取得共识可能性非常低。其次，蔡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暗示其民主性，并且与一中意涵保持距离但又不具有颠覆“宪政体制”的革命性，这与美国的“未定论”立场中包含的住民权利，不接受但认知一个中国立场又较为相近，因此蔡以“宪政体制”这一对现状的本质性认识与美国达成妥协。最后，“宪政体制”是“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其宣示的稳定性，与大多数选民，尤其中间选民对维持现状也就是上文论述的维持非战状态的偏好也能接近，这是蔡英文两岸政策的最大依恃。

　　2)“现状”的共同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现状是政策制定的客观依据，同时也是政策实施的结果，因此维持现状的基础事实上也包含着制定和实施两岸政策的基础。前文所论的现状的本质是原则性的，而这里所论的现状的基础则是政治性的、妥协性的。国台办对现状的论述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虽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2008年以来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关系实现了和平发展”。该论述的前半段，“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虽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是前文提到的对现状本质的论述。后半段“2008年以来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关系实现了和平发展”，则是对现状基础的论述——两岸2008年至今的当前现状，其基础是“九二共识”。国民党方面则宣示，两岸现状的基础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并且马英九亦强调现状是2015年的现状，也就是7年多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构成的现状。比较国共两党各自宣示的现状基础，一方面在政治性上有一定共识，虽然大陆侧重“九二共识”中的“一个中国”，而国民党侧重“九二共识”中的“各自表述”，但也包含有“一个中国”意涵;另一方面，在现状的时间范畴上高度一致，两党均认可所谓“现状”是2008年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构成的现状。因此，“九二共识”具有政治性和妥协性，是国共两党所取得的艰难的平衡点，在国民党执政条件下，也是两岸现状的平衡点。

　　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中论述的“两岸关系既有政治基础有四点：第一，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第二，“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第三，两岸过去20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的成果;第四，台湾民主原则与普遍民意。蔡英文的四点内容，回避了现状的基础所需的政治性，即经双方妥协的两岸关系属性，而含糊地提出承继已有两岸关系成果。蔡对两岸现状基础的论述，事实上和提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作为发展两岸关系先置条件类似，重在说明其非革命性和稳定性，抽掉政治性基础，使之“空心化”。另一方面，在现状的时间范畴上，蔡英文将现状构成的重要时间点，前推到90年代，有意回避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划时代进步，并将之与李登辉时代和陈水扁时代混杂在一起，暗示了“没有九二共识(陈水扁时代)的两岸关系仍可维持”的意图。依目前情势看，大陆在以上两方面与民进党当局几乎不存在共识空间。

　　美国方面论述现状的基础是其长期坚持的政治宣示“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在它看来这是两岸之间的政治性平衡，故有时以此为由对大陆施压，亦有时以此为由对台湾施压，这是一个很具操作性的政治平衡点。蔡英文将过去成果作为现状基础所展示的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态度，与美国的较为接近。美国国务院在蔡英文访美后表态：美国在与台湾发展全面、持久、互利的伙伴关系方面有利益，这与一个中国政策完全相符。由此推论，美国或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蔡英文的两岸现状的基础具有平衡性。

　　3)“现状”发展性的方向性背离

　　两岸关系现状除了是历史的和当前的，同样也与未来密不可分，它具有动态的发展性。判断现状的发展性应考量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

　　在主观因素上，各方对现状的论述都包含了对现状发展的期待。大陆的“和平发展”指向“和平统一”，“维持现状是为了改变现状”;国民党的“和平发展”指向“和平分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现状发展比较清晰的论述是“稳定发展”“一致性、可预测、可持续”，无明确指向，但结合民进党的党纲和三大决议文，大体上是“和平独立”;美国作为非当事方，对现状发展没有明确的指向，在其公开的政策范围内以上三者在“和平”的条件下均可，但从利益偏好的角度排序，依次是“和平独立”、而后“和平分治”、持消极态度的是“和平统一”。这里可以观察到，大陆和国民党均有明确宣示对现状继续和平发展的期待，但蔡英文每有提及发展一般加上另一个定语“稳定”，对发展的忧虑是明显的，并且依然“空心化”发展的目标，“一致性、可预测、可持续”仍然重在重申其对现状具有稳定性，避免引起各方对“和平独立”的顾虑。主观上来看，蔡英文对稳定性的重视主要是向美国靠拢，而对发展性的警惕则是要和大陆，也要和国民党保持距离。

　　“现状”的结构要素

　　长久以来多数论者对两岸关系的认识以现实主义理论或自由主义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因此理论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核心因素，或是物质力量，或是制度，两者都可以部分解释两岸关系现状，但解释不充分，且无法前瞻趋势。首先，考量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物质力量。两岸物质力量的唯一变化是单纯的力量对比值的变化，而这种力量对比值的变化，不能成为理论建构中的核心变数。因为，现今这个对比值已经大到仅仅只有数量意义而无品质意义的程度，并且这个对比值长期继续扩大是较为恒定的趋势，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将物质力量设定为两岸关系中的恒量范畴。此外，这个对比值虽然具有反“台独”的重要作用，但对促统一、甚至对促发展并不能单独起作用。

　　其次，考量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制度。两岸关系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制度化过程，尤以过去八年的成效最为显着。但制度化一定程度上致使现状渐趋固化，发展性因素渐趋不足，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同时，制度化如何保障发展方向又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制度对于两岸关系发展而言是个有重要攸关性的概念，但它日渐成为两岸关系理论视阈内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而非解决问题的核心理论工具。自由主义理论也承认制度从来就不是唯一要素，两岸关系有高度敏感性，“制度攸关”而非“制度决定”体现的尤为明显。

　　由从以上论述可知，物质力量和制度对分析两岸关系的理论框架而言都具有重要攸关性，只是不具有核心作用。本文尝试引进新的理论，既能包含上述两个攸关性概念，又能提出新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核心因素，以求解释两岸关系现状和判断未来趋势。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结构的变迁根源于三个因素：共有观念尤其是其核心身份认同、物质力量和行为体间互动的进程。建构主义的经典命题是：共有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建构利益，“利益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因为行为体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是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麽的”。当利益明确后，利益决定行为，利益到行为不再是建构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身份认同在两岸关系中体现为两岸的相互政治定位，这一直就是两岸关系的核心问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今渐显缺乏发展性因素，究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常常被论及的缺乏共同利益或者共同行为机制，而在于身份认同的差异甚至对峙。

　　建构主义理论以身份认同为核心概念，同时容纳了物质力量和制度两个攸关性概念的理论张力，不但可以用来清晰周延地解释两岸关系现状，也提供了预测两岸关系现状发展性的理想工具。换言之，两岸关系的根本性结构要素只有三个：身份认同、物质力量、制度。与当前的两岸关系相对应，这三个结构要素主要延展为双方对相互关系本质属性的立场、综合实力对比、互动模式或机制。其中，身份认同既相互关系本质属性是核心要素，规定着两岸关系现状的本质特徵和发展方向，物质力量和制度则对两岸关系现状起重大的影响。当身份认同要素出现问题，物质力量因素也可以成为主导性的因素。

　　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从实证的角度观察，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的短短时间内，两岸关系现状的三个结构性要素均已出现了显着的变化。首先，作为核心结构要素的身份认同即相互关系的政治性质产生重大问题。以一中框架为实质内涵的“九二共识”共同基础是大陆坚持的底线，而蔡英文当局对这个“共同基础”至今采取表面回避的立场。但由于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及“三大决议文”的存在，蔡英文的表面“回避”被大陆视为实质反对“一中构架”势所当然;其次，由于双方身份认同出现问题，“制度”这个要素也相应出现解构的趋向，例如国台办与陆委会联系的中断，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停摆;第三，物质力量结构进一步失衡，并有重新成为两岸关系主导因素的倾向。例如，最近大陆的民族主义者出现了强调以强大的物质力量为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声音，而岛内因大陆综合实力迅速发展而“恐中”“惧中”，从而强化对抗情绪的情形也更为严重。两岸关系三大结构要素如果按目前的情形与贯性继续演变下去，则两岸关系的态势必然是根本性的逆转，也即“和平”的高度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和平”既是三党四方政策的唯一交集，也是两岸关系的最大结构。这里的“和平”指的是“非战”的客观事实而非国际公法意义上以签署和平协定或者条约为依据的结束战争的法律状态。这种“和平”现状具有哪些特定状态?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以共有观念为核心存在三种共有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得文化。霍布斯文化的共有观念是相互视为敌人，没有合作关系，只有物质力量的对抗;洛克文化的共有观念是相互视为竞争者，有敌对也有合作，受相应制度制约;康得文化的共有观念是相互视为朋友，只有合作关系，彼此认同共有身份。

　　从金门炮战结束到2008年两岸的和平由霍布斯文化主导建构，双方互相将对方视为敌人(两蒋时代是“争夺中国代表权”的敌人，李登辉与陈水扁时代则变为“统独敌人”)，和平是物质力量主导的和平状态。这种和平状态不管在双方关系的认知层面，还是客观事实层面，都是在经济和军事等物质力量的压制下形成的。这种和平状态期间，无论两岸物质力量的对比如何变化，物质力量对双方认知来说都是首要关切，对客观事实来说则是决定双方关系的首要因素。2008年之前物质主导的和平状态是两岸关系主要的和平状态，或者说是“热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冷和平”，相对于后面的和平发展，可以称这个阶段为和平对峙阶段。2008年后这种和平状态退居次要地位，但其作用继续存在，主要是抑制台湾“独立”的可能。

　　从2008年开始至2015年，两岸关系的和平状态在结构上发生了转变，从物质主导转变为制度主导，这种转变打破了原有物质力量对抗的互动规则，以及由此带来的“戒急用忍”政策、仅限金门的小三通、军事对峙等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系列约束。由此，两岸关系互动进程中产生或激化了相应的发展性因素，这助推了两岸关系大幅向前发展。两岸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各种往来交流频繁，两岸的共有观念转为以洛克文化的竞争者为主，双方之间既有敌对又有合作。敌对部分继续受到物质力量对比的影响，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九二共识作为两岸政治妥协的产物，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身份认同基础。尽管这种“认同”因存在所谓的“各表”而弱化，难以成为两岸和平状态的主导因素，但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双方互信。在此基础上，合作部分渐成主要，且越来越多受到制度的约束。尽管2008年之前两岸关系已有制度化的微弱发展，但两岸真正有效推动系统性制度的建立始于2008年，制度成为两岸和平状态的主导因素，因此也可将这个阶段称为“和平合作”阶段。

　　从上述两岸关系的两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两蒋时期两岸的“和平”之所以能够维系，一是两岸的共同身份认同即国族认同是确定的，互为敌人只是基于争夺中国执政权，属于民族内部矛盾;二是在物质力量的结构上两岸基本上是平衡的;三是国际冷战格局的约束。李登辉与陈水扁时代两岸的身份认同出现危机，但“和平”能至少在最底水准上维持，仍然居于物质力量结构尚未失衡以及国际关系格局中的美强中弱结构。那麽到了蔡英文时期，两岸关系三大结构要素同时生变，两岸关系重返霍布斯文化状态，物质力量重新成为两岸关系的主导因素，“和平”还能稳定维持或具确定性吗?结论是否定的。

　　建构主义认为霍布斯文化适用的是丛林法则，在物质力量主导的“和平”状态下，双方行为所受到的唯一约束来自于与对方物质力量的对比，这种和平是单向式的，每一方只从自身的角度去定义和比较对方，其和平状态没有合作性，只是单纯物质力量对比之后，基于生存做出“非战”的选择。另一方面，物质力量主导的“和平”状态没有人为制度的保障，随时可能因为双方实力变化而生变，其稳定性完全取决于强势一方的人文观念，因而具高度的不确定性。

　　具体到两岸关系上，所有事态都朝不利和平的方向发展。其一是民进党政权的持续“去中国化”运动必然长期强化两岸人民的身份认同背离，从而强化两岸在政治身份上的敌对。其二是两岸的物质力量结构失衡已呈不成比例的长期趋势，这种趋势一方面助长了大陆民众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和平的压力趋大，另一方面，物质力量失衡的负面作用在于制造弱势一方的恐惧，由此强化对大陆的敌对与抵制意识。三是在以上两种因素的作用下，两岸的合作机制将荡然无存。其四是美国与中国大陆的优势对比不断缩小，正接近具备平衡地区秩序的能力，这一趋势必然使大陆对现状的塑造能力和话语权越来越大，美国将来被淡出的可能性逐渐上升。《与台湾关系法》的安全承诺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政治承诺，两者的有效性都建立在美国对大陆综合实力具有优势的基础上，但这个基础正不断弱化。

　　因此，未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即非战状态只存于大陆的一念之间，即大陆领导人居于民族大义所秉持的“两岸一家亲”情怀。然而，当国家和民族利益因台湾分离、分裂行为而面临重大威胁和损害时，“和平”也必然进入高度的不确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