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台湾人在日本统治时代无个人尊严

李登辉演讲。/李登辉办公室提供

　　中评社台北9月14日电（记者　邹丽泳）民进党主席、2016参选人蔡英文决定出席今年双十大典，引发热议。曾执政12年的李登辉13日肯定指出，“很好啊！哪有不好？”台湾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国庆”要参加，不是要去分财产，台湾不需要蓝和绿在那边吵架。

　　对于洪秀柱形容，蔡参加“国庆”是去分财产，李登辉暗讽，讲一大堆，实在很幼稚，不应该这样想。

　　李登辉13日应“民主斗阵　伙伴工作坊营队”之邀发表演讲，会前受访时作了上述表示。

　　李登辉说，蔡英文很认真，这一点他很佩服。台湾不需要蓝绿在那边吵架，台湾政治应该和谐，对“国家”有一致看法，这是最重要的，政治安定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要再那边还在吵架。

　　询及以前民进党主席都没参加，李反问，有影喔？（真的吗？），当时的想法可能不一样，但蔡英文的想法，我看很对，应该要这样，将来要做“总统”，“国家”要管理的时候，连“国庆”都不参加，哪有办法？对不对？我看很好，她的想法很好。

　　另外，李登辉以“建立台湾主体性之道”─台湾典范转移的过程，为主题对年轻人发表演说。他指出，“国家”要有希望，执政者就应该多替年轻人思考，多听年轻人的意见，因为，年轻人的未来就等同于“国家”的未来。而年轻人遭遇困境就是“国家”社会的危机；台湾这几年，政府施政无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高达99倍，财富所得分配两极化，少数财团财大气粗，而劳工却普遍低薪化，收入永远追不到高涨的房价与物价，年轻族群期盼的18岁投票权“修宪”案又遭到国民党强力反对，导致高度相对剥夺感。这样的愤怒在去年318学运、九合一大选爆发出来，让社会看见年轻人用行动表达对执政者最直接的抗议。

　　以下是李登辉演说：

　　在1940年代，统治台湾的外来政权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战败，被迫放弃台湾，“台湾”因此被加入英、美盟军的中国国民党军事占领，受到另一个外来政权“中华民国”的统治。

　　当时台湾所处的前后两个环境是，由强调“天皇”、“天下为家”的“日本帝国”，转换成为中国国民党“天下为党”的“中华民国”，两个外来政权就在台湾进行交替。受到日本统治达50年，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台湾，转换由一个文明还不如台湾的新政权统治，对台湾人而言，当然造成政治与社会力学的作用与影响，所以发生了228事件，其原因，就是在于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

　　台湾数百年来，都是被外来政权所统治。到1996年台湾第一次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正式脱离外来政权的统治。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学生在学校讲台湾话，就被罚在操场上跪；在终战后，也一样要受到处罚。我深深体会到台湾人的悲哀。台湾人没办法努力走自己的路，开创自己的命运。日本时代如此，战后的国民党政权时代，仍然没有改变。

　　在这种情形下，台湾人深刻的产生“新时代台湾人是什么？”这个新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认清，这时候的“台湾人”，已经由外来民族奴隶转变成为自己民族奴隶的难堪处境。换一句话讲，台湾在日本统治时代，早已进入边缘人（marginal　man）的情境，无个人的尊严。然后，228事件爆发，台湾人开始彻底反省自己是什么？同时，台湾人也确立了不是外来政权的人格主体性。脱离了这种情境，就可以作为一位有尊严的、独立性的台湾人。这一过程，就是“新时代台湾人”的自觉开始。

　　由此可见，“台湾人”之所以能够再度建立“身分认同”，是外来政权统治下的产品，也就是外来政权刺激台湾人，让台湾人有机会确立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台湾人〉”之绝对意识。

　　当时台湾人站在两个外来政权之间的边缘线上，对我的形成自我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用。这样的状况表示对自己了解自己处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两种生命形式、两种世界、两种时代边缘人的意识，同时也将自己放置于超越论式远近法空中的另一座标之中；进一步说，就是认定自己乃是过去与未来连锁的新一环，而且把未来从过去拯救出来的新思维，否认过去，建立新的未来。“边缘人（marginal　man）”不待言就是占据把未来从过去奴隶拯救出来的新派位置。这种“新派”，指的就是“一个独立的〈台湾人〉”形成自我本位时，必能以“则〈私〉去〈天〉”的行动规范，从自己内部产生追求自主的动力。也就是以台湾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首先必须确立台湾的存在，才能进一步救台湾，再进一步救中国、救亚洲。这种“新时代台湾人”所特有的“则〈私〉去〈天〉”的行动规范展现出来的力量，就是台湾人要求当家作主，要求民主改革的集体民意。

　　西班牙哲学家奥德嘉说：“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世界图像概念都是继承自先祖；而这些图像概念是在人的生活经营之中作为确固信念体系而发挥作用的。”依照这个说法，中国已有数千年历史，应该是个文明进步的国家，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历史从黄帝之后的夏、商、周，以至明、清，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帝国体制。这个体系，被认为是“中国的法统”。这个法统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

　　我的脱古改新：脱离亚洲价值

　　中国法统的“托古改制”，显然已经不为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对台湾尤其需要重新检讨。我提出“脱古改新”新思维，作为改革的方向。“脱古改新”目的在切断“托古改制”余毒的亚洲价值，摆脱“一个中国”、“中国法统”约束，开拓台湾成为具有主体性的民主“国家”。

　　台湾要“脱古改新”，必须分别处理台湾本身的问题，以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我1988年接任“总统”时“国家”的大略背景是：台湾是“中国法统”的根据地，国民党政权是以威权方式进行统治。这样的背景，内中包含了继承与创新的混乱、保守与开放的对立、台湾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实体的矛盾，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的选择等严重问题。特别是要求民主改革的民意声音非常之大。综观这些问题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其实主要问题在于使用一部不适合台湾现况的“中华民国宪法”。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由“修宪”做起。

　　当时我兼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党藉“国大代表”在国民大会中占有绝对多数，所以国民党是一部具有绝对优势的政治改革机器。但问题是出在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势力。保守势力紧抱着老“宪法”不放，不肯放弃“法统”地位，不肯顺应民主改革的声音，只想维持政权。但是时代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最后保守势力还是被民主潮流打败。虽然经历无数困难，但是终能在全体“国人”的支持下，以及在维持经济成长、社会安定的过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宁静革命”，也就是六次“修宪”工作。达成主要“修宪”目标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央民意代表全部由台湾人民选举、台湾人民直接选举“总统”等；由于改革工作的先后完成，不但打开民主大门，同时已将“中华民国”推向“中华民国”在台湾”，再推进到“台湾“中华民国”新位置。这个时候，长期追求具有台湾主体性的政权业已成型。换言之，台湾已经朝向摆脱“一个中国”，以及终止“中国法统”的道路向前迈进，打破“亚洲价值”的神话。

　　在台湾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领土包括中国领土，不符合事实；中国主张“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我们也不能同意。同时这种主张领土交叉持有的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解决此一历史问题，消除对立因素，开创和平安定的两岸关系，于是他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停止国共内战。互相承认对方为政治实体，台湾有效统辖台、彭、金、马地区，中国有效统治大陆地区。到了一九九九年，在接受德国之音访问时，更明白宣示台湾与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对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明确划分界线。我们可以这样讲，超过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的麻烦都是来自中国。台湾与中国关系能够得到厘清，台湾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台湾要建立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国家”，文化建设很重要。因此，在政治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灵改革，以期减少一个中国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湾主体性的文化，从而坚固台湾“国家”根基，当时我把他称为建立“新中原文化”。

　　台湾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与中国关系的厘清，就是由“托古改制”转移到“脱古改新”的过程，达成否定亚洲价值目标，建立“新时代台湾人”的新概念；也就是一切价值的价值转换的实现。

　　我是谁

　　台湾“脱古改新”历史大业的完成，实现了此种一切价值的价值转换工程，使台湾得以改头换面，进入民主社会的新纪元，令人欣慰。然而，在此一过程中，我的角色是什么？我的思维根据在那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有说明清楚的必要。

　　我在青年时代，不断寻索两个问题，一是死亡，一是自我。事实上，这两个问题的关系是辩证的。所谓的死亡，并非仅指肉体上的死亡，而是包括观念上的自我否定。

　　诚然，死亡一指生命的死，这是自然的过程，是在生命的限度中完成自我实现，这是在世界中追求自我定位。死亡的另一层意义是自我的死亡，这是超自然的，扬弃自我升华到更高的存在层次。如此，便是新造的人。

　　海德格在研究尼采的巨着中指出：“尼采并不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自我保存（生存竞争），而是在超出自身的提高中见出了生命的本质。因此，作为生命的条件，价值就必须被思考为那种东西，它承担、促进和激发生命的提高”。

　　所谓的“超人”，就是要这样地超越自己。尼采所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中这样说：“现在最多虑的人总问：‘人如何可以自存呢？’然而，查拉图斯特拉却是第一个，且是唯一一个在问：‘人如何可以超越？’的人。”

　　过去，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许多人认为生命的首要是自我保存。海德格解释说，这是误解了作为生命之提高的生命之本质。由于这两种价值的错置，所以我们要以新的价值，重估一切价值。

　　在这种哲学翻转之下，“生命把它自己的更高可能性抛到自身前面”，这就成为人们追求“不是我的我”的目标与驱力。若放弃这条路径，执着自然的我，仅知自我生存，等于在自己“自然的死亡”之前，宣判自己“存在的死亡”。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角度而言，这是向沉沦惯性投降的“堕落”。

　　在生命途程中，一向目标意识明确，且始终朝目标前进。经历各种不同人生体验，我终于悟得了“不是我的我”的人生正确意涵，也是新时代台湾人的真实意义。其实，这个意涵，也正是到今天，我辩证成长的生命完整写照。

　　以上是我从政历程，以及人生体悟的一点心得，谨提供各位参考指教，希望各位，持续不断地充实自己，时时保有一颗谦卑学习、不自满的心，常常提醒自己，要用最虚心的态度，来学习新的知识与观念，更要关注当前台湾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情势的演变，让自己的视野宽广，如此才能面对未来的一切挑战，并不断的超越，让自己真正的成长、茁壮。

　　一个“国家”改革要成功，不可或缺的是年轻人一定要志气高昂地展开行动，我们从日本幕末时代，日本青年满怀热情创造了新日本可以得到启示。希望各位怀抱理想与热情，秉持为“国家”承担时代责任的勇气与使命感，为台湾挺身而出，用热情去感染“全国”人民，唤起大家一起为打造台湾美丽“国家”愿景而开始行动。